如果不当汉奸,他会流芳书坛

中国书法2018-09-19 09: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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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孝胥(1860~1938),字苏堪,一字太夷,号海藏。福建闽侯人。诗人、书法家。清光绪八年(1882)举人,历任广西边防大臣,安徽、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等。曾参与戊戌变法,先后为李鸿章、严复、张之洞、盛宣怀、岑春煊等器重。清帝退位后,寓居上海,参加上海商务印书馆、上海储蓄银行的创建以及新式教育的推动等。后担任溥仪的内务大臣与顾问,与日本多有接触,致力于溥仪的复辟。1931年满洲事变之后,郑孝胥劝说溥仪前往满洲,与日本达成建立满洲国协议,他负责起草满洲国国歌与建国宣言。伪满洲国成立后,郑孝胥在日寇羽翼下出任国务总理兼陆军大臣、文教部长,并与日本关东军代表武藤信义签定日满议定书,承认日本在满洲国的特殊地位与驻军权。郑孝胥1935年5月21日失势,解除职务。1938年在长春过世,一说为日人毒杀。

郑孝胥与他的儿子

假设他晚节保住,不去天寒地冻的东北当什么伪满朝廷的“总理大臣”,也许如陆润庠、刘春霖、潘龄皋一班人一样,只在书界占有一席之地,那么,人们想起他的时候,就会像想起那几位老先生似的,佩服其书法成就和满腹学问,但印象不会太锐利。然而历史不能假设,郑孝胥终竟是货真价实地做了伪“总理大臣”,于是,他的“名声”比之那几位老先生显然“高”出一个“层次”,不怎么钟爱书法的人也知道中国近代有他这么一号。

郑孝胥(左一)摄于广西龙州,时任边防督办,1904年

在晚清,郑孝胥属于新派人物。他曾在1898年参与变法维新;立宪运动时期,出任预备立宪公会会长,要求清廷速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他还参加了上海商务印书馆、上海储蓄银行的创建以及新式教育的推动等。

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成立,前排左三为郑孝胥,1906年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他不问政事,以遗老自居,寓居海上,鬻字为生。他看着袁世凯一生众叛亲离、郁郁而亡;也目睹了张勋的复辟丑剧……终于在1918年1月份的一天,不堪民国乱象的郑孝胥在日记里写下这么一句:“余与民国乃敌国也。”这或许为其后半生定下了基调。

郑孝胥(左)与溥仪摄于伪满时期

1923年郑孝胥入故宫为溥仪讲《资治通鉴》。1924年北京政变后,协助溥仪出逃。大约在此时,他跟溥仪提出了著名的政治预言“三共论”:“大清亡于共和,共和将亡于共产,共产则必然亡于共管。”

日本发行的郑孝胥照片明信片,1934年

九·一八事变后,郑孝胥唆使溥仪投靠日本。1932年伪满洲国建立,任国务总理兼陆军大臣和文教部总长,并获得了“建国功劳金”(又叫机密费)30万元。同年9月,与日本政府代表武藤信义签定日满议定书,承认日本在伪满洲国的特殊地位与驻军权。1934年溥仪称帝后,任国务总理大臣,于1935年5月21日被革职。

若是安心于在上海做寓公,郑孝胥无疑将会流芳百世。但是,他却晚节不保,毁了自己一世英名。

郑孝胥不仅工诗,而且善书,书名极大。他善长楷书、隶书,学颜真卿、欧阳询,受益于北魏碑版,其作品字势偏长而苍劲朴茂,开创了潇洒俊逸、凌厉干练的独特风格。他的行楷不仅流畅飞动,而且劲道十足,这是历代书法家都难以达到的极高境界。

著名书法家沙孟海对郑孝胥评价很高:“他的作品,既有精悍之色,又有松秀之趣,活象他的诗,于冲夷之中,带有激宕之气”。

郑孝胥在世时,其书法的酬金之高,特别罕见。1915年刊印的第一版《词源》,他题书名2个字收润笔费500两白银;为商务印书馆题写5个字的馆名,索银1万两(后因落款争执,未成)。

我们现在在大街上随处可见的“交通银行”四字,就是出自郑孝胥笔下,当时他的润笔是4000两白银。“交通银行”四字,笔法开张、骨力清奇。这个老照牌字能留下来,也是有它的道理的。

有人把民国时期书法划分为五个流派,郑孝胥是其中一个流派的创始者。他的书法地位可想而知。凡在一个领域成为开山立派的人物,其综合水平应该相当了得,否则,谁服你?又有谁“宗”你?

这五个流派:吴昌硕的“吴派”、康有为的“康派”、于右任的“于派”、郑孝胥的“郑派”和李瑞清的“李派”,其中康、于和郑的领军人物最具政治色彩,康有为是保皇党死硬分子,于右任则是国民党元老,但谁也不像郑孝胥那样令人唾弃,几乎没有余地。康有为后半生自然是走上倒退道路,然而他老先生戊戌变法领袖的地位根深蒂固,(尽管近年有人质疑他“公车上书”的真实性,考证出当时15支上书队伍中根本就没有他,包括后来所谓光绪帝给他的“遗诏”都是他伪造的。)他以后即使也保皇,终竟不能掩其煌煌盛名,并且,他没有跑到东北去进入溥议伪政权。于右任的政治作为一直有点像温吞水,但不妨碍他始终受着人们的普遍尊重。郑孝胥就不一样了,他是处心积虑地营造靠日本人扶持的溥议伪政权,不惜出卖民族利益。

投靠日寇,加入伪政权,是郑孝胥一生的转折点,自那以后,他与日本关东军上层人物广泛接触,溥仪小朝廷在东三省的影响,都成为郑孝胥书法名声鹊起的强力借助。一时,东三省的机关、学校、社会团体甚至商店的字号到处可见郑的手笔。通过“外交”途径,他的字还漂洋过海,传至日本和韩国,在异域引出不少追慕者。

应该说,郑孝胥书风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书法流派之一。如果我们不拘于“因人废字”,那么,对此是不应否定的。郑孝胥的弟子极多,为人所熟知的徐志摩、林语堂、曹聚仁等文化名人,都曾列其门下。

1930年,沙孟海在其重要著作《近三百年的书学》中对许多书法家做出严格评判,说到郑孝胥的时候,他评道:“最奇者其作品,既有精悍之色,又有松秀之趣,恰如其诗,于冲夷之中带有激宕之气。”沙孟海自身就是根底极深的大书法家,对郑氏如此称许,足见郑孝胥书法的感染力是相当强的。

郑孝胥也尚碑,但却融贴于碑,化碑入贴,既有北碑之凌厉,亦富宋帖之俊逸,成为他笔下熔俊朗、爽利和丰沛于一炉的书风。他与康有为的字都偏于瘦长,也都神采飞扬,然而康字多曲笔,郑字多直划;康字多劲涩,郑字多润滑;康字碑多于帖,郑字帖多于碑;康字如秋霜古藤,郑字如春风杨柳。两位大师的书风相较,以品格论,康氏应胜一筹。

这里,我们怎么也绕不开由字及人的评说,这也是中国艺术的一种传统,自有其道理在。“字如其人”的老话是不应该做简单理解的,字不见得如其人的外在形象,但与其人的心理状态、性情密码总是有相当紧密的关联性的。要言之,郑氏的字里字外,透着一番得意,其单字无不呈上肥下瘦、上密下疏、左舒右展、长袖善舞之态,此亦其人乎?

作为清朝最后的臣子,郑孝胥与别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总是以依赖外国势力为基本思路。他也是改革派,但他是往卖国上改。有人问他何以强国,他以二字相答,曰“借款”。他的“道理”是外国人借款给我,他穷了,我富了。其实天下哪有这么简单的事情,钱给你,你不付出点代价,行吗?

这代价,就是卖国。

辛亥革命后,郑氏以遗老蛰居于沪上。那阵子他以鬻书为生,与唐涉江等组成“丽泽文社”,以文会友,书名日增。后又开创“有恒心字社”,以课诸旧家子弟。不再四出宦游,他的书法倒是得以更加纯熟。这一时期,大多数前清遗臣已看清天下大势,即便思想守旧,而对重回旧日已不报希望,但郑氏不然,他绝不甘于寂寞,不会就守在书斋里度日,所以,他后来奉溥仪命在天津一住七年,与日本人反复接触,为清廷复辟做种种准备。1931年,满洲事变发生,郑孝胥所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了,他劝说溥仪前往满洲,他则出面与日方达成建立满洲国的协议,并负责起草满洲国“国歌”与“建国宣言”。伪满洲国成立后,郑孝胥出任总理兼陆军大臣、文教部长,并与日本关东军代表武藤信义签定日满议定书,承认日本在满洲国的特殊地位与驻军权。至此,郑孝胥的卖国之策进入实质性的落地实现。

溥仪后来在《我的前半生》中说郑与自己的关系,犹如当年的荣禄与慈禧,足见溥仪对他的倚重。溥仪评论郑:“他和胡嗣瑗都是善于争辩的,但是胡嗣瑗出口或成文,只用些老古典,而他却能用一些洋知识,如墨索里尼创了什么法西斯主义,日本怎么有个明治维新,英国《泰晤士报》上如何评论了中国局势等等,这是胡嗣瑗望尘莫及的。陈宝琛是我认为最忠心的人,然而讲到我的未来,绝没有郑孝胥那种令我心醉的慷慨激昂,那种满腔热情,动辄声泪俱下。有一次他在给我讲《通鉴》时,话题忽然转到了我未来的‘帝国’:‘帝国的版图,将超越圣祖仁皇帝一朝的规模,那时京都将有三座,一在北京,一在南京,一在帕米尔高原之上……’他说话时是秃头摇晃,唾星四溅,终至四肢颤动,老泪横流。”

郑孝胥曾有个著名的“三共论”:“大清亡于共和,共和将亡于共产,共产则必然亡于共管。”当然,他所说的“共产”是指国民革命。用溥仪的话来说:“他认为中国老百姓不用说,连做官的也都无能,没出息,中国这块地方理应让‘列强’来开发,来经营。他比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更发展了一步,不但要西洋技术,西洋资本,而且主张要西人来做官,连皇家的禁卫军也要由客卿训练、统领。不然的话,中国永远是乱得一团糟,中国的资源白白藏在地里,‘我主江山’迟早被‘乱党’、‘乱民’抢走,以至毁灭。辛亥革命以后,他认为要想复辟成功,决不能没有列强的帮忙。这种帮忙如何才能实现呢?他把希望寄托在‘共管’上。”

当然,后来日人又把他一脚踢开,那正是因为他不单单依靠日本,而且还得垄望蜀地期望与欧美勾结,而那样,就会干扰日本独吞中国的计划。正因为他手中还握着投靠欧美的底牌,所以有时对日人显得不那么服帖,终于致使自己被以“倦勤思退”的名义于1935年5月失势。三年之后,1938年,他在长春走到生命尽头。他的死,有两种说法,一说为“暴病”,一说为日人毒杀。他是葬于沈阳市东陵区高坎镇七间房村的,生于东南,宦游湘粤,卖身东北,汉奸之名永远地凝冻在他身上了。“终则以贞事一人为节操,以逆时代潮流而动为卓特,由遗老沦为国贼,助桀为暴,身败名裂。”

“认贼作父郑孝胥;

甘作牛马殷汝耕。”

这幅讽刺汉奸郑孝胥和殷汝耕的对联,表达出人们对民族罪人的普遍唾弃。

单以一人之得失而论,郑孝胥实在是得不尝失,一入泥淖,人们对他个人才华的评价不能不受牵累。清末民初的文士中,他在书法方面是立门创派的,追随者很有一群;在诗文方面则是诗坛“同光体”倡导者之一,他著有《海藏楼诗集》十三卷,他的诗在当时算得成就最大、影响最广,陈衍在当时作《诗人榜》,第一名空缺,而第二名就是郑孝胥;他对校勘典籍、鉴赏文物样样在行。此外,他绝不是只会吟诗作书的书呆子,他极有经济头脑,又有实际干才,曾任京汉铁路南段总办,后又任上海江南制造局总办,在任广西龙州边防督办时,曾创立边防武建军,对固边起了相当作用。他又是个会把自己的财产盘活的人,在上海入股商务印书馆,在天津投资启新洋灰公司和天津中原公司,还入股办过《世界诚报》,是好几家大公司的董事。

你不能说他缺少才干、不能说他天赋不足、不能说他没有主见、不能说他一味守旧,也不能说他一事无成,甚至不能说他生不逢时——实际上,清末民初的中国,正是各种人才竞相展示的大舞台,他什么都具备了,只是在仅仅一点上,然而正是最重要的一点上,他的人生走进一个拐点,这个“点”却是一个原则,是秦侩和岳飞的分水岭。顺带说一下,秦侩也是很有才的,所谓“宋体”字,据说就是他创出来的,后来的人们用其字而不以“秦体”称之,也算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吧。

郑孝胥的尴尬也在于此。清亡后他寄居上海十三年,虽由“帝师”而变为布衣,但崇拜他的造访者、求字者络绎不绝,甚至像康有为、吴昌硕那样的前辈宿儒都来亲登其门。1910年,郑孝胥刚到上海,吴昌硕便来请他为自己书写生圹志,作为投桃报李,吴昌硕也为郑孝胥的藏书楼画《海藏楼图》,并为其治印三方。此后,二人交往甚浓。但当他委身日寇豢养的伪政权后,诗坛、书坛都耻于与之为伍,甚至旧时的铁杆好友陈衍、昌广生等,都与他断然绝交。

同样,郑孝胥书法在社会上的热度也与此相关。在他自己所认为的郁郁不得志的沪上寄居十三年中,他的书艺达到顶峰,仅卖字一项,收入就不是别人可以望背的。他为1915 年刊印的初版《词源》所题书名两字,收润笔即为500 两白银。他为交通银行题写的“交通银行”四字,润笔为四千两银子。他在为商务印书馆题写馆名时,五个字,每字两千两,计一万两白银,而当商务印书馆要求落款注明“民国某某年”时,这位前清的卫道士怒火中烧,竟当场把写好的字付之一炬。他是前清帝师,帝制是他心里的结,自然容不得“民国”的字样。

然而伪政权一朝覆灭,郑孝胥罪名难赎,卖国比任何罪错都令人恶心,郑字风光不再,行情急转直下。上世纪九十年代拍卖市场红火以后,很多沉寂几十年的书画旧作纷纷浮出水面,价位不断上升,然而,郑孝胥的字比之同等艺术水平其他书法家作品的价位,明显低了不少。以2002年同样是对联为例,康有为在广州拍到28600元,于右任在上海拍到79200元,弘一法师在上海拍到300000元,李瑞清在北京拍到22000元,吴昌硕在北京拍到85800元,吴湖帆在北京拍到34100元,沙孟海在上海拍到28600元,而郑孝胥在北京拍到19800元,是最低的。弘一法师4帧镜心一共不足4平方尺,同年在上海拍到500000元,合每尺12、5万元以上,更是郑氏远不可及的天价了!

郑孝胥有一部日记,起自光绪八年,止于民国二十七年,计五十六年,近年出版,一套五册,是重要的近代史参考资料。这部书,算是郑氏留在人间的特殊的有用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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