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京都伽蓝记】西本愿寺

若朴堂2018-08-09 15:42:38

西本愿寺,图片来自网络

乘车出京都站北行仅数分钟就可以看到足足占了大半条街的西本愿寺,气势非同凡响。然而,恰因其距车站太近,如若不是特意专程前往,反是最容易被轻易错过的。我即因此而在二十年间百余次过其门而不得入,直是迟到昨年初冬方才得以走进这座心仪甚久的大寺。

西本愿寺的正式名称就是本愿寺,山号为龙谷山,是日本佛教净土真宗本愿寺派的大本山,中国通常用的说法是祖庭。其寺始建于十四世纪,现今的主体建筑则多初建于十六世纪末期,以此资格而被联合国命名作世界文化遗产;寺中的阿弥陀堂、御影堂、飞云阁、唐门、白书院、黑书院、北能舞台、南能舞台等,又分别被列为日本国宝或重要文化遗产。北能舞台建于天正九年(1581),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能乐舞台。

但是,仅仅是这些名头,实还不足以说明西本愿寺在日本的独特地位,要想对其有深入的认知,话题还需要从净土真宗说起。


净土真宗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是陌生的,其实欧美的日本研究家对真宗也是缺乏准确的把握。大家在观察日本佛教时,总是忍不住要以中国佛教为坐标,而真宗在这一坐标上的位置恰又是有些模糊的,所以往往被与净土宗混为一谈。 笔者的意见,假如说禅宗是中国化佛教的代表,净土真宗则可谓之日本化佛教的典型。并且,正如禅宗之深刻影响中国文化一样,净土真宗对日本文化亦构成巨大影响,所以不能简单地将其只是作为佛教的一个宗派来看待。

众所周知,佛教大约在公元前十世纪发源于古印度,在公元前后传入中国,约公元六世纪又传至日本。日本此前的宗教思想,主要是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相结合的神话传说;佛教传入以后,迅即同政治结合,在七世纪形成政教混合的“奈良六宗”之格局,即华严宗、律宗、法相宗、三论宗、成实宗、俱舍宗、又称作“南都六宗”。坦诚地说,此六宗中有的宗派,即使是在中国都不具备兴盛的基础,其能够在日本获得显赫地位,当然是与彼时的政治密切相关。至公元九世纪,除“奈良六宗”外又增加了天台宗与真言宗,此八宗遂汇聚成为日本佛教早期之主流力量。

迄至十二世纪日本平安时代结束,新兴的镰仓幕府开启了长达七百年之久的幕府制度。伴随着这一天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大转折,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日本佛教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革。旧有八宗的势力大幅度衰减,净土宗、禅宗之临济宗、禅宗之曹洞宗、净土真宗、日莲宗、时宗等新兴宗派次第登场;法然、荣西、道元、亲鸾、日莲、圆尔、一遍、梦窗、一休等大批大德龙象,纷纷开宗立派,宣讲学说,周旋于各种政治势力与社会阶层之间,其状类近中国春秋战国时代所呈现出的诸子百家景象。而日本诸子则是以释之一家面目示人,他们貌似针对佛教教义发表不同的阐述,实则却是一次思想的大的解放。


内藤湖南,图片来自网络

日本近现代著名学者内藤湖南(1866-1934)即曾在《日本的肖像画与镰仓时代》文中指明,日本思想开始活跃,出现个性化活动并涌现出大量天才的时期,即是在平安时代末期至镰仓时代初中期。

内藤先生提出,镰仓时代初期,权力思想的觉醒影响到地方武士,其结果是当时兴盛的宗教思想适合了地方武士的简朴生活,于是产生了净土宗、真宗、日莲宗,其创立者皆为一代天才。在这一时期,武士中产生了源赖朝那样的天才政治家,义经那样的天才战术家。在缙绅中间,从相对较低的阶层中也出现了如藤原信西、大江广元那样具有经纶之才的人物。阶层和社会思想都普遍发生变化,在这种变化造成天才辈出之际,艺术领域也是天才涌现,绘画、雕刻普遍如此。

内藤先生的观察还只是局限在人类社会活动的情况,这一重大历史时期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也是极应当关注的。中国近现代著名学者竺可桢(1890-19740)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里较为明确地说过,中日虽有四百公里的日本海相隔,但在九世纪至十二世纪这段时间,两国的气候变化是一致的。中国在十二世纪初期气候加剧转寒,北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方圆二千二百平方公里的太湖全部结冰;南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至理宗景定元年(1260),最晚降雪时间较十二世纪前约要推迟一个月;宋高宗绍兴二十二年(1153)至二十五年(1155),苏州附近南运河冬天结冰。竺可桢先生曾指出,这一寒冷期的出现,可能与太阳黑子的数量增多及活动频繁有关。笔者斗胆以为,气候转寒还有一种可能性也不可忽略,即发生在日本永保三年(1083)的富士山火山爆发与发生在嘉承二年(1108)的浅间山火山爆发,这也应是影响气候转寒的重要因素。

不管怎样说,这种气候变化使得人类生存环境相应变得恶劣起来,各种灾难频发,社会动荡,烽烟四起,东亚诸国皆处战火之中。另一方面,恶劣的生存环境也迫使人的精神变得激奋、活跃起来,人类需要以强大的精神力量来对抗自然界的灾难。内藤湖南先生所云的,日本此际“涌现出大量天才”,即不能不说应是与这种自然气候的巨变有关。

净土真宗的创立者亲鸾(1173-1263)即是内藤所举出的天才中的一人。他出生在京都一个家世并不显赫的贵族家庭,父亲是在皇太后宫中任职的日野有范。在亲鸾九岁那一年,即日本养和元年(1181),日本发生了持续三年的大的饥荒,史称“养和饥馑”。同样被内藤先生举为天才的源赖朝(1147-1199)刚好赶在大饥荒的前夕起兵讨伐当政的平氏政权,而平氏政权的领袖人物平清盛(1118-1181)又恰在大饥荒中病逝;源赖朝在这场改变日本历史的“源平之战”中,获得了胜利,开创了镰仓幕府,首任征夷大将军。

亲鸾幸运的是,他及早被家中送到天台宗寺庙出家为僧,在京都附近的比睿山上生活了二十年,避开了人世间的灾难与战乱。当他在近三十岁时走下比睿山,天下业已重归安定,亲鸾即从这时开始,真正启动了他的不平凡的人生。

亲鸾的故事是从一个梦发端。日本建仁元年(1201)亲鸾从比睿山来到京都六角堂作闭关修行,据说是遇到了圣德太子托梦,梦中圣德太子对他说,“行者宿报设女犯,我成玉女身被犯,一生之间能庄严,临终引导生极乐。”【注1】亲鸾即以圣德太子的指示,求教于日本净土宗的创立者法然(1133-1212)。

笔者案:实际上,净土思想早在公元十世纪即已传播到日本,只是未能得到及时发展;而富士山、浅间山火山爆发等一系列大的灾难,刺激起民众的宗教情绪,旧有八宗却仍是一味面向贵族阶层提供服务,没能意识到社会底层的宗教需求。法然应时当令地倡导崇尚“他力”,简捷方便的净土学说,当即引发了诸多民众的共鸣,日本净土宗由此广泛流传开来。亲鸾便是听到法然讲说善人与恶人皆可凭借阿弥陀佛之“他力”,往生净土而成佛的法理,茅塞顿开,心悦诚服,随即“弃杂行兮归本源”,改拜在法然上人门下,从此专心念佛。

不过,亲鸾之改拜法然,还有属于他的个人原因。亲鸾曾云,彼时他正处在青壮年纪,“沉没于爱欲广海,迷惑于名利太山。”这就是说,他深陷在戒律与生命,灵与肉的矛盾中,倍感“自力”之有限而无以自拔,因而内心尤为苦痛。在这样的心境里,法然讲述的“他力”净土说,令亲鸾豁然开朗,释去心头重负。此时法然及其净土学说的地位尚未得确立,并且被旧有八宗视为异端,予以排斥打击;亲鸾作为天台宗名门的后起之秀,师从天台座主、大僧正慈圆(1155-1225),原本有着锦绣前程,却不惜代价,义无反顾地毅然追随法然,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亲鸾亦因此而被开除天台僧籍,后来更被政府流放至偏远的新泻,但他没有向现实屈服,愤懑中改以“秃”为姓,自称“愚秃”。

经过二十余年世间磨难,亲鸾在其五十二岁时著作了《教行信证》,终于创建出自己的学说,这也是净土真宗创立的标识。


亲鸾,图片来自网络

与法然之净土学说有所不同的是,亲鸾在其《教行信证》中更加突出强调“绝对他力”,以及他著名的“恶人正机”理论。

所谓“绝对他力”,亲鸾认为今生一切俱是前世宿业,只要坚持对阿弥陀佛的“信心”,诵念阿弥陀佛名号,则“不简贵贱缁素,不谓男女老少,不论修行久远”,皆能凭借阿弥陀佛之“本愿力”而成佛。

“恶人正机”,则所谓“恶人”大开方便之门。佛教以不杀生、不邪淫、不偷盗、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贪欲、不绮语、不嗔恚、不邪见为“十善”,反之即为“十恶”。另有“五逆”,即杀父、杀母、杀罗汉、害佛、破坏僧团。针对“五逆”、“十恶”,亲鸾尤肯宽容。唯圆记《叹异抄》引亲鸾语云,“盖自力为善之人,无依赖他力之心,非为弥陀本愿所摄。然如幡然改悟,弃舍自力之心而依赖弥陀本愿之他力,则必往生真实之报土。烦恼具足之人,作何种修行皆不能脱离生死,弥陀悯此所发宏愿之本意,正为使恶人成佛。”

笔者案: 前文谈到十二世纪自然气候变化而致人的生存环境艰难恶劣;延续至十三世纪,仍然是天灾人祸不断。日本在源赖朝逝后即发生“承久之乱”(1221),北条家族以“执权”名义控制了镰仓幕府。此后于宽喜三年(1231),正嘉二年(1258)又再次爆发的大饥荒,即“宽喜饥馑”与“正嘉饥馑”;还有发生在建长元年(1249)的京都大火,正嘉元年(1257)的镰仓大地震等。在这样的生存环境里,一般民众一面要尽最大努力维持生存,一面又无法让自己的内心世界安稳下来,宗教需求格外迫切。亲鸾的“绝对他力”提供了阿弥陀佛这样一个有力的精神支柱,“恶人正机”则为一般民众在信仰的同时,能够正常谋生及维持日常生活提供了诸多方便。

亲鸾自己就是其理论的受益者,他较早即破戒娶妻惠信尼,生儿育女,公开过起世俗的生活,开创了在家信仰这一新的宗教形式。仰誓编《真宗法要典据》引《进行集》描述说是,“不安本尊,不持圣教,不僧不俗之形,常恒念佛。”

亲鸾的新理论与新形式,最大限度地迎合了包括农民、城市平民、商人及低级武士等一般民众的宗教需要,大家既可以继续从事各自的职业,维持日常的家庭生活;又可以仿照贵族阶层及出家僧侣一样参加宗教活动,修行方法简捷易学,而且还能获得与贵族及僧侣同样的待遇,即得往生净土而成佛。仅从信仰方式来看,净土真宗有些近似于中国的“白衣佛教”或说“居士佛教”,但在日本佛教史上却堪说是一次重大革命,一方面是打破了佛教由贵族阶层垄断的局面,一方面也大幅度推动了佛教的世俗化发展进程,甚至是直接启发了日本佛教的现代化。这无疑是属于亲鸾的伟大的历史成就,亲鸾亦为后世真宗信徒尊奉为“圣人”。

亲鸾创立的在家信仰的形式,虽然很好地解决了一般民众想要修行而又因种种原因不能出家为僧的问题,然而话说回来,出家有出家之难,在家亦有在家之不易。亲鸾少小出家,遭遇“沉没于爱欲广海”的烦恼,改为在家信佛;但至其晚年又发生了长子善鸾叛父事件,父子竟至恩断义绝。这对于亲鸾而言,自然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所幸的是,其幼女觉信尼承担起侍奉老父的责任。亲鸾以九旬高寿逝后,觉信尼在众门徒帮助之下,葬老父骨灰于京都东山大谷,后又兴建起亲鸾庙堂作为永久纪念。

觉信尼以亲鸾血脉兼承法脉,成为净土真宗的继承者。觉信尼复将真宗法脉及亲鸾庙堂传其长子觉惠(1239-1307),觉惠再传其长子觉如(1270-1351)。在觉如时代,其于日本元亨元年(1321)在亲鸾庙堂基础上创建本愿寺,供奉阿弥陀佛与亲鸾影像。

亲鸾身后,除觉信尼这一支以外,其门徒分散至全国各地传播真宗法理,陆续又形成十余个教派。但对于真宗而言,教派似乎并非其特色,最引人关注的还是其在各地的教团。

教团,顾名思义,即真宗门徒的组织。随着真宗法理的传播,越来越多的一般民众加入了真宗。存觉《破邪显正抄》说,“当流之劝化,不以舍家弃欲为标榜,亦不行出家发心之仪,以务农为事者,务农与奉教并行;任仕宦者,不妨仕宦而信教”。这些参加真宗的门徒,仍然从事自己的职业,所以不能算作是出家的僧侣,他们彼此间号称“同朋”或“同行”,以此区别于非真宗信仰者。真宗的“同朋”或“同行”,在各自生活的地方定期组织带有一定宗教色彩的聚会,继而又在聚会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当地的真宗教团。在真宗传至本愿寺第八代法主(或称门主)莲如(1415-1499)时期,真宗的教团进入到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在真宗历史上称之为“莲如中兴”。

这时日本历史已经步入了室町时代。先是发生在日本文永十一年(1274)和弘安四年(1281)的两次“蒙古来袭”,虽然有“神风”相助而免遭侵扰,但镰仓幕府亦伤元气;后醍醐天皇(1288-1339)兴兵讨伐成功,元弘三年(1333)镰仓幕府覆亡。可是,很快又有一支新的军事力量崛起,足利氏又开创了室町幕府,与后醍醐天皇形成南北朝对峙,直至元中九年(1392)才重归一统。室町幕府仅仅安定七十余年,至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1435-1490)当政时,在应仁元年(1467)爆发了以京都为中心的全国性战乱,即“应仁之乱”,军阀争霸,生灵涂炭,这种混战局面持续了百余年。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净土真宗教团却因统治力量的减弱而意外地得到发展空间,民众在乱世中积聚起的宗教狂热情绪,促成真宗各地教团人数迅猛上升,教团建立起较为严密的组织机构,而且还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在地方上形成强大的势力,甚至可以和当地的守护即诸侯相抗衡。净土真宗在加贺国即今石川县金泽一带的教团,发动武装起义,迫使守护富樫政亲自杀,真宗教团取代守护,控制这一地区长达百年。净土真宗在各地的起义,史称“一向一揆”,所谓“一向宗”亦即真宗之别称。

关于净土真宗的这段历史,历来评价不一。褒之者以为反映了社会底层农民希望减轻年贡杂役负担的要求,同时还播下市民自治的火种。贬之者则指真宗演化为一种极能蛊惑人心的可怕力量,传播危险思想,促使底层社会自下而上地破坏旧有秩序,造成剧烈的社会动荡。当时的贵族,曾任职太政大臣、关白的一条兼良(1402-1481)就在其所著的《樵谈治要》中斥责说,“出家者当有广传吾佛宝之志,然劝无智愚痴男女入门,以致纠结徒党,妄行邪法,妨碍民业,胡作非为实乃佛法之恶魔、王法之怨敌也。”毋庸讳言,真宗教团在各地的暴动,所造成的损失和危害,亦是可想而知的。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身处今世审视历史,还应客观地看到,真宗教团既有其破坏的一面,又另有其建设的一面,突出表现是在文化艺术方面。

净土真宗的教团,其宗教狂热的特色是显而易见的,但作为一种社团组织,其活动内容丰富多彩,生动活泼,招致大批诗人、艺术家加盟,事实上还形成了一个匪夷所思的“艺术教团”。


金阁寺,足利义政时期的文化代表,图片来自网络

室町幕府的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颇有些类近中国之宋徽宗,政治上尤其失败而于文化艺术领域成就极巨。由于这位足利义政将军的热情投入,在他周边聚集起一批优秀的艺术家,不仅在义政的庇护下躲避开乱世的侵扰,乃至是反而获得了较太平盛世更为优越的创作条件。义政授予这些艺术家以“同朋众”的名义,大约相当于文化幕僚的性质。在“同朋众”的外围,又扩展出一个被称为“阿弥”的庞大艺术群体。“同朋众”与“阿弥”群体,囊括了绘画、和歌、茶道、香道、花道、戏剧、音乐、舞蹈、雕塑、建筑及各种工艺的人才,他们与义政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得到义政的资助,创造出至今犹为日本国民津津乐道的“东山文化”,成果辉煌,影响深远。

限于笔者自身研究的不足,无法获悉足利义政与净土真宗之间究竟有何关联。但“同朋众”与“阿弥”的称呼,显见是来自真宗的。中日的学界在讨论日本文化时,多是习惯套用中国模式,片面突出禅宗对于文化的影响;我们应认清一个事实,就是,足利义政之“东山文化”,其中坚力量大多应是与净土真宗相关。

内藤湖南先生在《关于“应仁之乱”》文里评价这一时期的文化时曾说,“在思想方面,其他知识,趣味方面都发生了变化,由过去的贵族阶级占有开始转为在普通民众中扩展,这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日本文化的这一重要转折,与净土真宗的参与文化建设是密不可分的,我们甚至将足利义政为核心的艺术家群体,可以描述为是真宗的一个特别的教团,暂名之为“东山教团”,这个大题目,且留待日后再作专文论说。

时间跨越到十六世纪,经过“莲如中兴”的迅猛发展,净土真宗已经成为日本社会一种不容任何人小觑的强势存在。真宗传至本愿寺第十一代法主显如(1543-1592)时期,势力达到鼎盛,真宗教团竟可与战国时代不可一世的霸主织田信长(1534-1582)公开对垒。织田信长亲率大军围攻址在今大阪市内的石山本愿寺,历时四年而终不能攻克,此即史上著名之“石山合战”。至天正八年(1580)在天皇出面调解之下,双方才以媾和而结束战争。

继织田信长之后崛起的新一代霸主丰臣秀吉(1536-1598),对真宗势力改行怀柔之策。先前在莲如时期,因为净土真宗的蓬勃发展,引起旧有八宗的强烈不满,一怒之下将京都本愿寺捣毁;莲如为避免矛盾激化而改至他处重建本愿寺。丰臣秀吉为笼络真宗,于天正十九年(1591)把京都堀川一块土地施给真宗,在显如住持下重新兴建起京都本愿寺,亦即今之西本愿寺。

在丰臣秀吉后创建江户幕府的大将军德川家康(1542-1616),年轻时曾经领教过真宗教团的厉害,几遭灭顶之灾,他对真宗教团尤为心存忌惮。家康建立江户幕府后,利用真宗教团内部的矛盾,在庆长七年(1602)迫令本愿寺一分为二,另施京都七条乌丸一块土地兴建东本愿寺,位于堀川大街的本愿寺遂被称作西本愿寺。

德川家康之江户幕府,对于寺庙的管理,较以往时代要更为严格,但对净土真宗仍相对谨慎,惟恐棋错一着而引动各地教团的武装反抗。幕府在宽文五年(1665)颁布的寺庙管理法规,其中特别注明,承认真宗娶妻生子的做法,这应是日本政府对真宗在家信仰形式的正式认可。以西、东两本愿寺为领袖的净土真宗,在江户幕府时代亦日趋平静,没有再发生过激的行动。两本愿寺还分别与皇室、贵族联姻,跻身上流社会阶层;积极设立大学,打动全国教团大兴办学之风,鼓励信徒研究佛学。西本愿寺创建的龙谷大学,若自此时计其校史,则已有三百七十年之久。

时至庆应三年(1867),江户幕府末代将军德川庆喜(1837-1913)宣布“大政奉还”,国家权力复归天皇朝廷;次年即明治元年(1868),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明治政府开始一系列政治、社会制度的重大变革,即“明治维新”,这是日本历史的又一次重大转折。

明治维新的一大举措是推行“神佛分离”政策,政府刻意强调神道与皇权的关系,扬神抑佛;佛教千余年来在日本树立的崇高地位,至此遂告颠覆。而佛教地位之颠覆,即意味着文化之颠覆,旧有文化皆面临覆亡之危机。“神佛分离”政策宣布后,日本全国各地掀动废佛毁释风潮,诸多寺庙遭到破坏,寺庙保存的大量文物亦被毁弃。当此时也,净土真宗一反江户时代的平静,开始躁动起来,多地教团发生暴动,反抗政府对于佛教的打压。西本愿寺的名僧岛地默雷(1838-1911)等人还直接上书明治政府,要求对佛教采取慎重态度。


西本愿寺长廊,图片摄影胡东海

笔者所见资料有限,无法判断净土真宗的上述行动是否对明治政府构成影响,以及其影响程度如何。我们所能见到的是,至明治五年(1872)政府颁布法规,宣布废除僧官制度,解除娶妻、食肉、蓄发等诸项禁令,实行佛教僧侣职业化。从这一法规来看,仅从形式上论,恰仿佛是真宗的“不僧不俗”;某种意义上说,明治政府的新政策,颇有促使日本佛教“真宗化”的意味。这是否意味着政府对于真宗的让步尚不得而知,而在明治政府颁布华族令叙爵时,西东两本愿寺皆得列名伯爵,显然已是把真宗的领导者视作“皇室之藩屏”。

经历过明治维新的变革,中日佛教的差异顿时明显。平心而论,日本佛教因有净土真宗数百年间之影响,即使是在近现代实现僧侣职业化,亦非是突如其来的革命,甚至更像是水到渠成。而中国的佛教界,尽管在近现代饱受折磨,至今仍还坚持着以僧装、独身、素食作为底线;但佛教传统仪轨与现代生活之矛盾,亦无化解之良策。中日佛教已然殊途,各有利弊,至于个中孰是孰非,这桩公案却是较佛教的任何公案都更难参悟。

笔者今夏自北京移至京都居住,日常往来于北京、东京、大阪、上海等几座大城市间,但凡出入京都站,总要路经西本愿寺。看惯了现代化大城市,猛地望到巍巍本愿寺,岿然不动地镇压在车水马龙之间,每觉其佛教色彩格外浓厚。由此想到其原本是首创在家信仰、曾被以为是不像佛教的佛教宗派净土真宗的标识,现今则俨然以方外仪轨自居,不能不感叹人世间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现今日本佛教共存十三宗,尤以净土真宗信徒最多,人数多达一千一百五十五万,寺庙数量达到两万余座,为其他宗派所望尘莫及。这就等于说,真宗依然是最为当今日本民众所接受的佛教宗派。遗憾的是,对于在日本社会影响甚著的净土真宗与本愿寺,我们的研究却远远不够,作文到此,颇觉心仍有余而力亦是不能及了。


【注1】杨曾文著《日本佛教史(新版)》(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版)引真继伸彦现代语译《亲鸾全集》文,这段话的意思是,“念佛者如果由于前世的报应而犯女色,我即作为玉女受人犯。如果修行者能通过一生的修行庄严身体,临终可被引导往生极乐净土。”

2015年8月2日诣西本愿寺,8月6日作文,10月18日二稿,11月15日三稿,于京都洛北高野桥畔。





Copyright © 日本跟团价格联盟@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