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成:在日本一日记

胡兰成读书会2019-06-22 03:16:20

幽兰子按,此文是胡兰成初亡日本时所记,向唐君毅介绍他在日本的生活情况,写得倒有些像小说。原稿署名游淑,附于1950年10月30日胡兰成给唐君毅的书信之后。


在日本一日记

文/游淑(胡兰成)

 

中华民国三十九年十月廿九日,我在日本。这一天,我早晨四点半就起来,因为要去火车站接西密支(清水)先生。我洗过脸开出园门去院子里月亮底下打拳,等伊盖达(池田)先生起来同去。晓风里露水很重,花还是睡着的,我打的拳原先是古印度的一种舞,使我想起古印度带紫色的深蓝色天空,有金色的月亮和星,净饭王太子宫里的宫女肢体也是紫灰色的,眉眼却用白线描出,臂上的宝钏浸在水气里。静亦是言语。


伊先生也开门出来了,两人便同行。我说:“这样的起早真好,自从李陵、苏武唱酬以来,世上就有这样好的清早晨了。”


伊先生说:“苏武的为人一定非常顽固,可是他能喜欢李陵。大概李陵常去看他的,送点东西给苏武,因为李陵的环境比较好。”


我听了笑起来。日本人战败以来很苦,亲友之间送点东西遂情重如山,以此想象古人,使我亦觉李陵、苏武更有常情的可爱了。两人走尽阡陌,到了大路上,伊先生说他昨晚看完一本书,书名和作者我没听真,总之是一个日本人写的关于德国史上名人的一本书。他说:“这书很不错,作者就是此地人,他的父亲当过文部大臣,早在战时他写这本书,讲歌德、尼采等人,尼采后来疯狂了,那么希特勒也得疯狂吧。那时日、德正结同盟,他这书却因很典实,乃避了政府的检查。”


我听了只觉此人住在附近,这就很可喜了。于是我说:“莫泊三也疯狂,托尔斯泰后来也疯狂了似的,这点是东方人好。”


李陵、苏武的感情提得这样高,却仍不会折断,因为他们的阔大根基仍是常情。伊先生也忽然又说到李陵了,说有个日本人写的一本小说,讲李陵,很同情李陵,写得很好的。我说中国向来也敬重苏武,也欢喜李陵的,杜甫诗就有说“李陵、苏武是我师”。


伊先生说:“对了,我也记得起来了。”


我又说,宋朝的理学才说李陵不好,可是河梁之诗二千年来一直是汉民族的,如日如月,比起来,倒是苏武像月亮,所以李陵待他很柔和。


天上有些的云片,也被月亮照得明明亮,面前的大马路荡荡如银河,偶然一二辆卡车开过,我说:“秦始皇当年筑驰道,也是这样的大路,正如苏轼诗:‘古人虽暴戾,作事今人惊。’(幽兰子按,苏轼《真兴阁寺》:“古人虽暴恣,作事今世惊”)中国共产党如今也在建设,但是暴戾总不好。”


伊先生却说:“李陵打仗的地方我去过。居延海有两个湖,一个湖的水人喝了就死,马也不能喝,骆驼也不敢喝,只一个人喝了就死,马喝了也要闹肚子,骆驼还可以喝。因为咸性太重,可是水很清呀。湖周围没有人家的。”


我问那两个湖大不大,有这里到山边那样宽阔吗?他说还不到,有几里路周围罢了。他说:“我看过中国书上说居延海总不明白,是古时的文人没有到过那地方之故。”


伊先生也到过李陵城的遗址。说那古城恐怕不是汉人建筑的,有很多陶片,画的都是鱼。


两人这样一路说话,走到火车站,西先生已等在车站门口了,是他看见了先叫我们。伊先生代他拎手提箱,我拎手巾包。走了几步路,就在车站旁边一家水果店里托手提箱寄放,拿回一块牌子,我想这倒方便,因为西先生是旅行经过来看看我们,下午他就要又乘火车走的。


三人向一条小街走去,伊先生领一头。街上店门都还关着,店门口一家一盏乳白圆罩电灯,两边一路排过去,照在洁净的街道上,像喜事人家早晨人尚起时的清冷冷。西先生问:“这里都是烧掉了新建筑的吗?”


伊先生说:“是呀。”


由他们去说日本话,我顾自喜欢这曙色里的山河城郭,一个人能平常时节也这样起早不是好吗?可是我只在亡命那几年里常常起早走路,和表姊一道,每天走七十里,一连走几天。伊先生则是跟中共的队伍在山东大平原也这样天没有亮走路走过许多天。现在仍是这样的曙色,当年的悲欢离合事过境迁,都变得静了,像这乳白的灯,像真珠的光色,没有激动,只许人以好意来怀念,连惆怅都不是,我以此懂得了中国人何以这样欢喜真珠的缘故了。


西先生路上告诉我,他旅行了奈良、高山野,高山野有弘法大师的手,还是中国唐朝时候的,寺里有古画,是一千年前的古物,这次也看了,是画在绢上的,焚了香,才开看。这样说着,未到了伊先生办公的商会,天已大亮了。我们进去,西先生洗了脸,坐在一间很大的会客室里吃茶吃点心,点心是一盘二色,米花糖和油煎脆薄饼,我见伊先生给女佣一百元去街上新买来的。会客室里有围碁和碁子,我看了一回,心里想要下碁。


西先生是日本外交界关于中国问题的名人,他问我中共军进入鸭绿江以南了,会怎样?我说朝鲜战争将陷于僵持与游击战了。又问昨天晚报上美国提出对日和约的大点,苏联将如何,我说将加以阻挠延宕。


伊先生又告诉西先生,有一本书里骂西先生,是为这件事:汪政府时代,缪斌自称代表蒋与日本秘密联络议和,西先生说:“那种小权谋没有意义,缪斌不过是马路政客。”因此在阁议里通不过。但是有人仍觉得可惜,现在提起来骂西先生。


西先生听了说:“那缪斌就不是个好人,况且立国岂靠间谍!”


我说:“缪斌像一个人。”


伊先生说:“像陈彬龢,相貌也像。”


陈彬龢今在香港,与西先生信说要年底来日本,他是自称代表中共来活动的。西先生很怅然,说:“日本如今已到了,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陈彬龢那样的浮花浪蕊,可以休了吧。”


随后离开会客室,去廓下看陈列的商品,是一排木屐,雕刻髹漆得很精致的,西先生一面看,爱得用手去摸,一面和我说:“我的小女儿常常提起您。”伊先生问是第几个,西先生说:“顶小的一个,十五岁了,她不怕生人的。”


我说:“我也想念她,我上月住在你家,她来看我写信,我叫她读英文,她就念,叫她写日文,她就写,笑起来完全是个小孩子。”


西先生说:“还是女孩子比男孩子好,我家里只她跑来跑去什么都会做,和她姊姊性情很不同,她姊姊像母亲。我的男孩也在外边做事的。”


西先生的太太年青时是外交界很美貌的,现在也还是美。西先生才旅行了十天,就想念他的小女儿了。


出了商会,我说:“富士山不见了。”大家望一望,原来仍在那里。三人走着说话,我说“我住的房子很好,亦是两人的工作室,只是书太多,显得挤一点,我和伊先生又都是不会收拾的,凡事都靠伊太太。”


走到我们住的园门口,我说:“你看,花多得很呢!就是这点神气!”


西先生也笑了。进去房里吃早饭,伊先生的母亲出来相见,与西先生行礼又行礼,我只见主宾频频磕头,听不懂话,大约老太太是说:“我的孩子在中国时多承西先生费心。”说了磕头:“其后我的媳妇和孙儿在上海集中营,我孩子先由中共区回来了,妻儿们也赖西先生照顾。”又磕头。


我从旁看,只觉伊先生的母亲真美,那西先生也是《浮世绘》里的日本男子,有日本男子的美,这种美完全可以没有岁月和故事。


吃过早饭到书室,也是我卧房里,翻来翻去翻书看,西先生却只拣几部中国古书看,也看了我的稿子和唐先生的信。我寻出唐先生的书,关于中国艺术的一章念给他听,他说这也是日本的,好像唐先生也能画?我说不知道。三人喝茶,谈到泰山、雁荡山与长安的碑林,我觉中国真有许多好东西可以请请他们,可是此刻没有法子。大家吃柿子,又读初唐四杰的几首诗,因为版本非常好。


随后去参观三五教。几十年前,曾有个高僧(是名将石原筦尔的先生)说:“日本将来有三个大都市:一东京,政治的都市;二大阪,经济的都市;三清水市,宗教的都市。”现在好像应验了。


三五教是个新起的教,教主中野先生,早先是个大侠,他如今立了这个一个教,信教很多。我和伊先生去见过那教主,他的一个徒弟介绍,说伊先生的履历,我的履历,我想这很麻烦吧,像牧童的侍报汉皇叔车骑将军刘备,可是那教主尽听尽说“嗯”,好像凡是言语都是好的,凡是世上的人、世上的事都是好的,他自己没有说什么话。


出来之后,我说这个中野先生很不错呀,伊先生说:“是呀。”


战时当过大臣的内藤先生也在,三人看池里的鱼,那内藤先生说:“我对宗教是不理的,可是中野先生本人的确好。”


我说他的相貌好像云冈石窟里刻的佛像,伊先生说:“对啦。”今天和西先生同去,西先生问三五教什么教义,伊先生说:“我也不明白。”


我说:“我前天去林西先生那里坐,他刚去乡下传教回来,写了许多张字送给信徒,写给男人的是‘朝念观世音,暮念观世音,念念观世音,念念不离心。’写给女信徒的一句日本古诗,意思是说:人心之洁如泉水,愈汲愈清澈。又见他写的横幅,无非是:富士山很好看,这样一句。我此刻很欢喜,这样又是一句,以欢喜心吃朝饭,这饮食就美了。这样又是一条。”


他送我一本三五教的书,只得一页,一面印富士山,另一面是文士,说:“望见富士山,你就觉得世界很好了,而且你自己也是好的。我看了仍旧不懂什么是三五教,可是那样的宗教,我觉得很不错。”


林西先生是西先生的同学,今年六十九岁,曾在中国四十二岁,去过新疆,西先生今天也是为去看看他的。后来就在三五教那里吃饭。


吃午饭后,谈了许多话,一看时间要来不及了,不要我送,由伊先生骑脚踏车,带西先生去火车站,在三五教门口看西先生坐在车后,他没有习惯,车子都摇摆不稳,我们都叫起来,但是伊先生竟也带了他踏车而去了,完全像是两个顽皮闯祸的男孩子。晚上,我问伊先生,路上没有闯祸吗?他说没有,很高兴。


吃夜饭时,他太太说我饭量小,老太太也担心我东西吃不惯,伊先生抱怨道:“我吃饭吃得少,伊太太总不问的,只说你是饮酒的缘故。”


我和伊先生在一起,总是我占便宜,在他太太看来,我是客,他理应让我,我大二岁,他又该让我,而有时又觉得我比他幼小似的,他更该让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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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兰成,中国现代文士,政论家。生于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初六日(西元一九〇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浙江(绍兴)嵊县人。原名胡积蕊,小字蕊生,后改名兰成。杭州蕙兰中学高中部肄业,后游学北京,旁听于燕京大学。辗转任教于胡村小学、浙江省民众教育馆、中山英文专修学校、湘湖师范、广西一中、百色中学、柳州四中等学校。一九三七年抗战前起,历主《中华日报》《南华日报》《国民新闻》之笔政,战时任汪记国民党中执委委员、宣传部政务次长,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法制局长、大楚报社长等职。战后匿居浙江民间,任教于温州中学、淮南中学,结识刘景晨、梁漱溟、夏承焘等人。一九五〇年经香港赴日本,亡命日本近三十年,致力于复兴中国礼乐之学,与唐君毅、安冈正笃、尾崎士郎、保田与重郎、梅田美保、冈洁、汤川秀树等学人往来密切,日本政商界对之尤为敬重,期间在筑波山创设斯道馆,讲授易经、老子、论语、书法等中国传统学问与祭政一致之理。期间于一九七四年受聘为(台湾)中国文化学院终身教授,开授革命要诗与学问、禅学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日本文学概论,享受国民政府行政院特殊津贴,两年后因事离开华冈,曾租住朱西宁家隔壁讲授易经六个月,返日本后以书信形式与朱西宁共同指导朱天文、仙枝、马叔礼等年轻人组织三三学社。一九八一年卒于日本东京,享年七十六岁,葬于福生市清岩院。著有《山河岁月》《今生今世》《建国新书》《自然学》《中国礼乐》《华学、科学与哲学》《禅是一枝花》《中国文学史话》《今日何日兮》《易经与老子》《论语随喜》《寄日本人》《天人之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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