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抛弃的京都

岚山2019-06-26 18:35:36

原文作者:唐辛子:旅日华人作家,出版有随笔集《唐辛子in日本--有关教育、饮食和男女》、人物传记《日本女人的爱情武士道》。自我介绍为——“唐辛子,在日文中就是“辣椒”的意思,唐辛子就是“糖辣椒 ”,一个既甜且辣的人”。

我所居住的地方,在大阪的北部。确切地说,是居住在从大阪到京都的途中。搭乘沿线的阪急电车,只需四十分钟左右,便可到达京都最热闹的市街中心河原町。

因为这样的便捷,只要有点时间,我就会一个人去京都转悠。通常我喜欢在乌丸下车,然后从乌丸一直步行到四条河原町,再沿河原町一路行走,横跨鸭川、途经祇园,最后抵达八坂神社——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条京都散步路线。

作为一个热爱京都的人,与其说京都是一座历史名城或是一座观光都市,我更愿意将她当成一位熟悉的老友——是的,我使用了“她”,而不是“他”或者“它”。因为,如果要将这座钟爱的城市拟人化,并划分性别的话,京都,在我的心里,必然是“她”,而不是“他”。

如今的京都依旧绰约多姿,风情万种。但在140多年前,她却是明治天皇的弃妇,是一座被彻底抛弃的“旧都”。世人都知道明治维新带给日本的成功,却少有人知道明治维新带给京都的伤痛。


自794年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即京都的古称)始,1200多年前来,京都便一直是日本千年不变的国都。“京都”二字,无论是“京”还是“都”,都是指一国首府、王者之都,表达的是这座都市千年来的骄傲与矜持。京都模仿唐代长安与洛阳建造,左京为“洛阳”,右京为“长安”,从外地去京都,称为“上洛”,从外地到京都的人,则被称为“上洛客”——对于千百年前的日本人而言,人生最大的向往,是一辈子能去一趟京都,仰息一次京都的气质与文明……而作为千年来的传统与文化中心,京都人内心里也滋生出以自我价值观为基准去衡量一切的“中华思想”:古代中国人总以为普天之下,“我朝”便是中心,除“我朝”之外,放眼四海,莫非蛮族;而千年京都也一样认为:岛国东瀛,唯“京都”拥有文明,除“京都”之外,举目四顾,皆属夷蛮。1200多年的历史背景与文化沉淀,培养了京都矜持的气质与自傲的个性。一直到进入近代,这份矜持与自傲,才被彻底扯破撕裂,京都开始遭遇前所未有的创伤和惨痛。

首先,在1864年,京都发生了一场巨大的流血政变事件。在日本史上被称为“禁门之变”或是“蛤御门之变”:借口要向天皇申冤的长州藩,率兵进军京都,在京都御所的蛤御门附近,与阻止长州藩入京的会津藩、桑名藩和萨摩藩等展开激战。尽管后来长州藩战败,但这场政变令整个京都化为火海,三万多户民居惨遭烧毁,京都被烧杀得宛如荒野,触目惊心。与京都的悲怆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幕府据点江户(即现在的东京)的“无血开城”。

“蛤御门之变”后不久的1868年,日本进入明治时代。明治维新伊始,惨遭政变的京都正要重燃希望时,明治天皇却开始了“江户行幸”——不动声色地离开了京都的明治天皇,在前往江户之后,便再也没有回来。尽管时至今日,一百多年来日本从未有过任何正式的“迁都令”,但天皇离开京都之后,便从此一去不返。江户——即后来的东京,成为近现代日本事实上的首都和政治经济的中心。

当年,明治天皇离开京都时,几乎所有的京都人都天真地以为:天皇不过是去一去位于江户的行宫,马上就会回来——谁也没有料到天皇居然会“此去不复还”。更加没有想到的是:不久之后,江户被更名为“东京”,京都则被改称为“西京”——所有的御用商人和王公大臣们,全都紧跟着明治天皇一起转移去了东京。突然被变成“西京”的京都,当时人口从33万锐减至24万。与文明开化、热闹非凡的东京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西京”京都的人走茶凉、死气沉沉——似乎就在一夜之间,京都便被沦落为“废都”,被天皇及权贵们彻底地抛弃了。

被抛弃的京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创伤与挑战。明治维新,是东京的欢乐,也是京都的痛苦。那段时期,几乎是京都的“都市生涯最低谷”时期。但被抛弃的京都,并没有因此而沦落为“西京”,也并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在巨大的伤痛之中,京都开始积极主动地寻求现代化变革。

首先,京都市民开始自发捐款,振兴教育。

1872年(明治五年),明治政府在东京开始改革学制,并颁发学制令:“自今以后,一般人民华士,农工商及妇女子,须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而早在东京的明治政府进行学制改革之前的1869年,也就是明治天皇一声不响离开京都的那一年,京都已经先行一步,将学区管理纳入行政管理范畴:先按区域划分学区,并在各学区建造学校,以方便孩子们就近入学。而学校建设费用,基本来自京都市民自发性的私人捐款。学区制度极大地刺激了京都市民的向学之风,并带动推广了京都各地的现代学区制兴起。1872年,明治政府在东京开始颁发全国学制令时,京都早已经拥有了64所学区制小学。

其次,京都人倾尽全力,完成了水、电、通讯、交通等都市的基本建设。

除了改革学制,振兴教育,京都还率全日本之先,完成了重振京都的跨世纪大动作“琵琶湖水道工程建设”。至今在京都南禅寺境内,仍然保存着当年疏通琵琶湖水道的赤炼瓦水路桥。一百多年前的这项水道大工程,不仅为京都的水路交通运输提供了便捷,同时还确保了京都安全卫生的饮用水源,并在这一基础上,京都还建成了全日本最早的水力发电站“蹴上发电站”。蹴上水力发电站自一百多年前始建伊始,便为京都市内照明、通信以及纺织、机械等各行业,源源不歇地提供近现代产业的原动力,直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这所日本最早的水力发电站,仍在为贡献能源而日夜运行。

除此之外,京都人还不惜重金,对传统工艺进行技术革新。

例如著名的京都“西阵织”,在明治时期,曾一度处于停滞的边缘。为此,京都人不惜代价,将“西阵织”的纺织工派遣去法国里昂留学,学回当时纺织业世界的最先端技术,终于令“西阵织”重获新生,并成为京都人自己的传统。

除派遣技术人员去海外学习,京都政府还不惜重金从海外招募许多外国的科研人员。德国的化学博士Wagener先生就是其中的一名。当年,Wagener博士在京都政府的高薪聘请下,开发研制出全新的釉粉和颜料,为现在家喻户晓的“清水烧”等陶瓷器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还不仅仅是教育、技术、市政建设。在音乐、电影等文化产业方面,京都的现代性也毫不逊色:明治三十年也即1897年,日本的第一台电影放映机,出现在京都四条的河原町。战后,日本电影黄金时代的不少世界名作——例如黑泽明的《罗生门》,便诞生于京都的“太秦电影城”。

还有许多。因篇幅关系,在此略去若干……


通常,人们说起日本,总会首先想到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但京都在遭遇抛弃之后的重生,却与武士精神无关,而是得益于多年积累的町家文化。因为千百年来,生活在京都的,除了贵族与公家(所谓公家,类似如今我们现在所说的政府公务员),便是从事工商业以及手艺职人的“町家”。因此,京都算得上是日本唯一一座不曾遭遇武家美学支配的都市,而是在政治、经济方面,遵循一般行政规定的律令都市——这为京都进入近现代遭遇抛弃之后的迅速崛起提供了极好土壤。

此外,明治时代贵族与公家的东京大迁移,也高度刺激了京都传统的町家文化的延伸发展。不愿低头服输的京都市民,开始了积极的市民自治。而这种高度自觉的市民自治,是以传统的日本精神“和”为底蕴的:“和”的美学精髓,并不是对立抗争,而是接纳、消化、融合——一切顺应自然,一切顺势而为,并在共存共荣之中,得以持续发展。与武士道的玉碎美学不同,这种“和”的美学,才是日本精神的真正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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