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岛上的新左翼(下)

黑暗料理福音会2018-05-15 19:16:59


中核派


中核派的主要活动方式是以其学生组织(全学联(中核派系))和工人组织(动劳千叶,但该劳动组合在日本境内乃至在国铁内的影响力都很有限,更多地相当于市民组织)为依托的学生运动和市民运动作为其“招牌”招徕人气,掩护其非法活动(“革命军”、在逃犯保护等业务)的进行。由于黑田带走了革共同在各高校内的几乎全部骨干力量,中核派在分裂后的短期内一度陷入到严重缺乏新鲜血液的状态。不过正因为中核派热衷于市民运动、学生运动,其在高校圈内的势力迅速增长,并广泛参与到各主要左翼市民、学生运动中去。在七十年代初第二次共产同瓦解、中核派和革劳协达成共斗后,中核派成了日本新左翼学生运动、市民运动的实质性龙头,并在80年代极盛一时。但随着80、90年代日本新左翼市民运动的退潮,中核派的能量也急剧下降,又在2006年经历了一次大分裂,成员流失严重。


一个侧影:曾任日本首相的菅直人年轻时也曾是中核派活动家,后来“感觉厌倦”退出。中核派所热衷的学生运动和市民运动涨潮快退潮快,从人员的流动上就可见一斑。


至今中核派仍然秉承着以学生运动、市民运动作为其主要公开活动方式的理念,不过规模已经大不如前。此类“斗争”,大多已经是中核派用来自我宣传的“行为艺术”。在日本境内的活动陷入萎缩的状况下,中核派近些年开始将其触角伸向韩国,指导韩国民主劳总的市民运动。


2015年10月27日,中核派全学联约30人用一副大型展板挡住了京都大学吉田南一号教学楼的大门,随后中核派全学联书记长作部羊平(右侧发言者)和京大教导长(左侧发言者)对峙。此事导致中核派全学联委员长斋藤郁真(后侧被持话筒人遮挡者)等六人被逮捕,书记长作部羊平被停学;中核派称之为“京大街垒事件”(京大バリケード事件)


革马派

上野光雄于1947年出生于名古屋,是战后成长起来的第一批年轻人,也是60年代学生运动的主力军之一。从中学时代起,收到身为退伍军人的哥哥的反战思维的影响,他便开始接触左翼运动。在他整个青少年时期里,「军国主义化的日本政府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这一思想,使他对提出了反日反帝国主义的学生运动充满了兴趣。在刚刚考上东大后不久,他便积极参加了学生组织。由于他出色的头脑和理论分析基础,在1966年,他也被吸收成为革马派的一员。

神田正行是大阪人,出生于1938年,在孩童时期经历了二战中日本从侵略到战败的大部分阶段。他出身的家庭里,父母都是当时日本为数不多的共产主义分子。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他对资本主义剥削民众的行为深恶痛绝,并且立志要改变日本的面貌。然而,在他成长的环境里,战败后的日本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上,都严重依靠着美国的支援。日共在战后稍稍受到了民众的支持,便招致了采取反共政策的美国的压制。1956年,考入了法政大学的他,在对日共采取的「投降主义」彻底失望后,积极地参加了「全学联」,并且成为了之后「革共同」的基层干部之一。在革马派分裂之后,他留在中核派中,负责各个组织之间协调行动的沟通工作。

在1968年11月底的革马派与解放派的内斗中,神田正行目睹了人多势众的解放派,对以学生为主的革马派的围攻。上野光雄当时正是被围困在东大驹场校区中的一名革马派分子。在调停中,上野看到神田在革马派据点内外不停地劝说着各派尽早收手,以避免这样的武装对峙给警方以借口,对同属于左翼势力的各方进行打击。

果不其然,随着革马派与解放派冲突的逐渐频繁,日本警方开始了对左翼各派别的搜索取缔工作。在搜查中,各个左翼组织派别的领导人,大多遭到了警方的拘捕。面对左翼学生运动遭遇了如此重大的损失,革马派的领导人们却在为自己的计策成功沾沾自喜。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当时在左翼运动中处于主导地位,人数浩大的就要数中核派和解放派两股力量了,革马派只是众多左翼组织中非常不起眼的一个小组织。但是,自认为精英阶层的他们,一直认为那些缺乏理论支持,组织松散的「统一战线」,是无法领导日本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于是为了夺取左翼运动的领导权,革马派不惜用「惊动警方」的战术,促使警方对所有左翼组织进行了清缴,从而使中核派和解放派遭受了巨大的打击。

在革马派的心中,有权利去领导日本无产阶级革命的,必须是他们这样的精英共产主义者。

在得知了警方的此次清缴行动,其实是由革马派一手促成的消息之后,各大左翼组织都纷纷站出来指责革马派的「叛徒行径」。同时,一些后期建立的年轻左翼团体,却在此次事件后意识到了「打倒当权派,才能让自己夺权」。于是,年轻的学生团体中有很多开始向革马派接近,视他们为左翼新革命的旗手。

革马派与中核派相反,对市民运动并不热衷。信奉“组织扩大论”的革马派主要在校园里发展力量,并将其发展矛头首先指向了别的新左翼派别。革马派认为,如果要发展自己,就得吞并和自己并立、对立的新左翼乃至传统左翼派别,为此哪怕用令人不齿的手段也在所不惜。革马派对新左翼频繁介入到各种反体制市民运动中的行为表示厌倦,在三里塚斗争(成田机场周边农民的抗征地斗争)期间便说出“左翼斗争的目的竟然是为了帮小私有者争家产”的酸话,当即遭到开除和驱逐。即便参加到学生、市民运动中,革马派也会以自保为第一准绳而不会在意什么"颜面”。革马派主要的市民斗争根据地在冲绳。



此外,革马还在向日本政坛积极渗透,如有消息指出,革马派为曾任鸠山内阁官房长官的民进党众议员枝野幸男提供了800万日元的政治献金。这也从侧面体现出革马派的一些活动方式。可能正是因为韬光养晦的策略,革马派至今是实力最强的新左翼派别,且在高校内仍保有较强的影响力。



革马派全学联在爱知大学内派发的小报


即便在这种情况下,直到60年代末期,革马派和中核派还没有太大的内部矛盾,甚至经常能一起合作,特别是在69年1月的东大安田讲堂事件中,革共同、共产同、革劳协等新左翼诸派达成了统一战线,一致对外(警察+民青)。




安保共斗


1960年1月19日,日美两国签署新《日美安保条约》。与旧《日美安保条约》相比,它增强了日美关系的对等性,很大程度上纠正了旧条约不平等的条款和内容。


但是日本国民最关注和敏感的几个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1.驻日美军、美军基地和刑事裁判权问题;2驻日美军基地核武器化问题;3.琉球和小笠原群岛归还问题。尤其是新条约的适用区域问题扩大了日本卷入战争的危险性。自日美开始修约谈判起,日本国民就掀起了战后最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即安保斗争,也被视为日本革新(左派)与保守(右派)两派的大斗争。


1959年3月,日本134个社会团体召开大会,自发组成“阻止修改《日美安保条约》国民会议”。到1960年3月,参加国民会议的组织已达到1633个。4月26日,国民会议展开第十五次统一行动,举行请愿、集会和示威。国会收到请愿书17万封,参加请愿的人数达到330万人,成为日本历史上“空前的大请愿”。5月9日,国民会议又进行了第十六次统一行动,提出解散国会和对岸信介内阁得不信任案。斗争逐渐进入高潮。


由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预定6月19日访日,而条约要在国会通过30天后才能自动生效,所以日本国会最迟要在5月20日前通过该条约。岸信介政府和自民党5月19日深夜决定强行通过该条约,使安保斗争急剧高涨。5月26日,“空前的国会示威”。6月5日,650万人的抗议活动。6月10日,包围羽田机场美总统秘书。6月15日,580万群众参加抗议条约签字和美国总统访日活动。当晚,7000名学生冲进国会,与3000名防暴警察发生冲突,一名东京大学女大学生被打死。矛盾进一步激化。6月16日,岸信介政府请求艾森豪威尔延期访日,直至取消。条约自动生效当晚,33万示威群众包围国会,阻止条约生效。岸信介内阁在安保斗争中完全丧失了人心,日美两国交换条约的政府批文后,岸信介宣布辞职。


声势浩大的日本安保斗争虽然没能阻止条约的生效,但却促使岸信介内阁下台,艾森豪威尔总统终止访日。更重要的是,它极大地震动了美国政府,促使其认真研究日本国内形势,重新探讨美日关系,及时将对日政策做出重要调整,缓和紧张局势。

 

1960年6月15日,有大约10万人的示威群众在日本国会大楼和美国大使馆前集会,其中有大约2万名激进的学生破坏了国会南门,约1500名学生冲进了国会,随后被警察驱逐出来。在这次冲突中,东京大学女学生桦美智子死亡。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曾说过:“桦美智子己成为全世界闻名的日本民族英雄”。岸信介被刺、下台,但是新安保条约仍然被通过。对此,日本民众经过激烈斗争,最后只能选择接受。


随后上台的池田勇人,提出“国民所得倍增计划”,10年时间,GDP翻一倍,人均收入翻一倍(以1960年为基准),希望把国民的注意力从政治引向经济。最后结果是,GDP只用了6年,人均实质收入只用了7年,达到了1960年水准的两倍。


宗派主义的狂欢

 

上个世纪50-60年代,日本的新左翼运动在宗派主义这一点上,堪称世界之冠,各个左派组织之间的分裂、合并之频繁,堪称世界之最,导致了要给新左翼各派别理出个大致头绪来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而且各左派组织在60年代末爆发了大规模的“内斗”(内ゲバ),几十年来死亡上百人,受伤数千人,在普通群众中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在左翼青年中引发了极度的思想混乱,许多左翼青年就是因为对沉迷于“内斗”的新左翼运动失望而迷茫、幻灭最终离开左翼运动的。



在左翼运动——甚至可以说在所有政治运动中,宗派主义都是很常见的,但为什么只有日本的新左翼运动的宗派主义发展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呢?


何为宗派主义?简约地说,工人先锋组织的日常存在意义,在于千方百计地促进劳苦大众的自我组织和阶级觉醒。为此,工人先锋可采取最大的技术灵活性,也需遵守最苛刻的政治原则。宗派主义恰好表现为无视本阶级的得失,只关注自身的具体政党、圈子和派系的集团利益(说得更坦率些,归根到底是头脑及亲信的个人好处)。部分宗派分子喜谈「联合」,却把任何联合都归结于上层交易。交易成功,则恪守互不侵犯的「攻守同盟」,对盟友损害无产者的言行讳莫如深;交易失败,则或有彼此谩骂的好戏出台。另有部分宗派分子惯于关起门来充大,孤芳自赏是他们的代名词;表面清高的背后,隐藏的仍是个人利益(时常仅是一点可怜的虚名和「领袖身份」)至尊无上的有产心理。无论具体症状如何,宗派情绪毒害的左翼分子都乐见「竞争对手」的挫折,背地里笑得前仰后合;至于阶级解放的事业是否受到损害,他们并不在意。宗派行为的根源,在于用集团(及个人)的眼前红利取代阶级事业的历史前途;因此,它与丧失立场的机会主义互为表里,互相转化。


按理,日本革命社会主义派也可借机吸引新一代。但情况绝非那么乐观,其中一个原因是1950年代末从日共分裂出来的「新左派」组织如革共同革马派和中核派等,都犯有严重的宗派主义和(包括对其他左派组织和个人)滥施暴力,而它们却被一般市民视为「激进左派」甚至「托派」的代表。



革共同革马派和革共同中核派的指导理论确实基于托洛茨基主义,但它们自称自己的指导思想不是托洛茨基主义,而是“反帝国主义,反斯大林主义”;它们在理论观点上与托洛茨基主义的主要不同点在于:它们否认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是“畸形工人国家”,它们认为苏联是“党官僚专制国家”,因此主张要把苏联和美国一块打倒;革马派的“教主”黑田宽一甚至认为,反斯大林主义应该先于反帝国主义,一切执政的和在野的共产党都要打倒;为了反斯大林主义,甚至可以利用“阴谋”,甚至可以跟“权力”(即资产阶级政权)合作,来打倒(日本)共产党;为此,黑田宽一在1959年初,居然打算把日本民主青年同盟(日本共产党的青年组织)的情报卖给日本警察(后来因故未遂),为此,在1959年8月举行的革共同第一届大会上,黑田宽一以“背叛阶级的间谍行为”的罪名被开除,而追随他的本多延嘉等人组成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小组”也随他而去,组成了“日本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全国委员会”,这次分裂在革共同历史上称作“革共同第二次分裂”。(1962年9月,黑田宽一和本多延嘉在党的建设和工人运动方针等一系列问题发生了大论战,63年4月,黑田宽一带着他的人马分裂出去,组成了“日本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革命马克思主义派”,即革马派;这就是“革共同第三次分裂”;此后两派势如水火,1975年3月14日,革马派派出刺客,将在公寓中熟睡的本多延嘉打死。)

中核派和革马派都缺少党内民主,在党内没有进行派别活动的自由:革马派对黑田宽一的崇拜,几乎达到了“教主”般的程度;而中核派在2002年12月,对脱离中核派之后对中核派进行批判的白井朗、角田富夫进行袭击,将两人打成重伤。

几十年来死亡上百人,受伤数千人,在普通群众中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在左翼青年中引发了极度的思想混乱,许多左翼青年就是因为对沉迷于“内斗”的新左翼运动失望而迷茫、幻灭最终离开左翼运动的。

虽然不能患奸细恐惧病,但必须明白,这样的内斗是绝对有特高渗透分子在推波助澜的。中核派和革马派的主要成份是青年学生(据说现在已经以青年工人为主了,但未得到证实),在工人阶级中并未有很深的根基,而且它们长期不重视工人运动,而是热中于搞示威、游行之类的街头斗争,以及“内斗”等,但是几十年来居然一直能保持着较强的实力(不过上个世纪90年代末,革马派遭到警察很大打击,多处据点被破坏),日本警察估计这两派目前还各有三四千人;而没有像“红色旅”那样在警察的镇压之下迅速瓦解,实在匪夷所思。这可能是因为它们对日本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危害不大(红色旅毕竟是勇敢而鲁莽地向意大利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它们所搞的街头斗争,无非就是给首相出访时添点堵,完全可以用防暴警察控制下去,中核派所搞过的对日本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最大的攻击,是1986年用山寨迫击炮攻击东京7国首脑会议的宾馆。而且它们对于“内斗”比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更加热衷,所以警察很有可能有意无意地放任它们去在新左翼内部搞破坏。

革马、中核两派可以说是日本左派运动内部的癌肿。“内斗”发展到这种程度,肯定是有特务在搞鬼,但根子还在日本左翼运动内部。


日本在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非常不彻底,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社会文化中“家长作风”很浓郁,工农缺少基本的民主权利,而且战前日本左翼运动基本上都是处于地下状态,不可能有充分的党内民主;战后,日本共产党又受斯大林主义的严重影响,党内一直没有健全的民主氛围,所以,日本的工人阶级从来没有像欧洲工人阶级那样,在自己的组织(党、工会等等)内体验过民主生活,新左翼各派别既然是从这种土壤中生长出来的,那么他们自己虽然在理论上接受了“工人民主”等等概念,但是在实践中,却总是认为自己才是革命派,其他的组织都是反革命,总是认为自己的派别才是唯一的、真正的革命先锋队,而无法接受“其他派别也是先锋队”的想法,所以才会有如此严重的“内斗”问题。

说它们“远远偏离了、或许从未接近过工人阶级的立场”,大体正确。不否认“阶级立场”等字样某种程度上也是八股标签,但这样的八股至少大方向是对的。


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日本的新左翼党派的成员基本上是左翼学生,中核派和革马派也不例外;中核派直到1991年发表《五月纲领》(五月テーゼ)后,才宣布“彻底将路线转向工人运动,全力依靠工人阶级的斗争,倾全力进行工人运动”(此前的20年里,中核派都忙着去“同国家权力和反革命的革马派进行殊死斗争”去了),所以它们的立场确实一直跟工人阶级的立场相差较远。 很难相信这样的“纲领转变”将有助于它“转向阶级立场”,九点九成是小宗派想摆脱“没有阶级垫背”的窘境,所以想找个基础来靠靠,争取为本派捞点资本吧。

类似之前谈到日本赤军所说:革命是有社会需求产生的,绝不是为某些自认为革命者的幻想服务的。

对比早期日本和早期俄国的革命运动,发现有许多共同点:身处绝对主义的和所谓封建残余的环境,处在帝国主义的“非正常”链条上,激进,推崇密谋和个人恐怖活动。

但有一个极大的不同点:俄国有一整个时代的融入工农底层(特别是工人阶级)的青年潮流(从1870年代到1890年代及以后,这个潮流实际上比后来的韩国左青进工厂运动更持久更深远),那些青年之所以“融入”不是为了去“帮助无产阶级”,而是首先为了改变自己,成为无产阶级的一分子乃至职业革命者(即全部工作生活围绕着革命这一核心目标)。而且这个潮流与深厚的革命民主传统紧密融和在一起,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个潮流与工运发展的互相作用终而产生了一代“新人”,“特别的人”(1863年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里的名词)。

日本则没有这样的历史。

由于日本新左翼各派别的成分主要是左翼学生,因此它们的立场都与工人阶级立场相差较远,因此更容易滋生宗派主义;更何况由于没有一个比较觉悟的工人群体进行物质约束,才使得新左翼各派在进行宗派斗争时特别热衷于使用暴力和向警察告发对手等罪恶手段呢?

较成熟的共运会有若干“法典”,比如不能在处理局部分歧时使用暴力、不能向老板及其国家通风报信借刀杀人迫害共运内的对立面,对违规者的惩处,等等。但“成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没有一个觉悟工人群体作为约束力的物质基础,类似法典无法存在并得到遵守。

另外,对对立面使用暴力与“认为对方是反革命”无关。你似乎以为他们“思想上太宗派了”,单纯地认定对方是反革命,于是打起来了。事实上,那只是借口。真实原因是本位利益至上。本位利益常常未必=看得见的物质好处。你骂了我,我不痛快,我吃亏了,我要找回来。这样的思维本身,是“私利受损、得寻求补偿”的思想折射。“寻求补偿”的方式就很多了。日本式的或许是暗杀。中国式的或许是传播流言。日本近代以来一直有激进的政治传统,鼓吹暗杀、密谋。一个左翼学生,在尚未在阶级斗争中得到锤炼前,他更容易接受的是“激进主义”而非“阶级主义”。至于这个激进思想有利于哪个阶级的利益,倒是次要的。所以不乏“苦闷青年”在左圈混了一阵后投靠法西斯的现象。


60年代的日本左翼,也许受近代的暗杀政治影响大些。中国左圈从30年代开始,比较注重玩阴的。心里发狠,手底下使劲,脸上往往还装得客客气气,总之,尽量屏弃“大家庭同志情义”的幻想,永远保持警觉。同时自己应做到对有难的同志——哪怕你觉得很扎眼的同志、同路人——扶危救急。如果你有这个能力的话。

 

这很不容易。



附录二


京都大学新左翼运动遗迹与今天的左翼传单



==================

黑暗料理福音会是一个从不存在的组织。

它讲述一些从不存在的故事,从而希望传播另一世界的体验。

祝各位旅途愉快。

==================


Copyright © 日本跟团价格联盟@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