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自由行事件八个追问

北门外2018-09-09 13:19:26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在赴京参加今年全国“两会”之前表示,由于香港接待能力有限,会继续向中央政府及内地负责香港事务的部门商讨是否有收紧目前港澳个人游(以下简称自由行)政策的空间,限制、减少内地居民来港人数。3月17日,“两会”刚刚结束,梁振英就对媒体公开表示,社会关注自由行和其他内地旅客增长较快对香港造成的压力,特区政府已向中央汇报有关情况。“我知道,中央政府十分重视这件事,也积极地去解决这件事”。
貌似这一事件的性质已经尘埃落定,其未来走向也仿佛清晰可见。笔者认为,梁振英将收紧自由行作为拉拢选民、平息香港部分民众情绪的举措虽然不难想象,但若深入思量与权衡,无论对特区政府还是中央政府来说,该举措不论从政治、经济、法理还是国际惯例的角度,都很难经得起多维度的拷问,注定将是严重短视行为,切忌仓促决策,必须三思而后行。



按照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英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主权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香港从此回归祖国母亲的怀抱。为保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为统一大业创造成功范例,中央政府给予了香港特区无微不至的关怀与支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在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央政府利用雄厚的外汇储备,付出极大代价,力挺香港金管局干预股市和汇市,支持香港政府反击金融大鳄的狙击。
然而,内地居民又从香港的回归中得到了什么呢?除了实现统一的口头荣耀感之外,似乎再没有其他实质性好处了。想去看看都去不了,这还是同一个国家吗?香港毕竟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人民的情绪如何安抚是个问题,内地民众日益增加的反感是否也需要平息呢?如何让内地民众实实在在、真真切切地从香港回归中体会到祖国统一的好处?像在祖国其他国土上一样自由地行走,是拥护祖国统一的内地民众天然合理的需求。这恐怕是中央政府必须直面的一大课题。此其一。



2003年,爆发在华南一带的SARS给本已饱受转型之苦、地产泡沫破裂之祸的香港经济带来重创,当时萧条的世面、惨淡的商业营收,让香港特区政府、商界和普通港人叫苦不迭,忧心忡忡。现任特首、时任香港行政会议成员的梁振英因此代表特区政府前往北京求援,中央政府再度应声出手,与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签署了《内地与港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根据香港政府的要求开放部分内地居民赴香港自由行,就是其中的重大举措之一,旨在拉动香港旅游业、零售业和饮食业等行业。
从CEPA这个纲领性、指导性文件的出台,到自由行首批四城市(广东的东莞、佛山、中山、江门) 于2003年7月28日开放成行,期间只过了整整一个月,当年自由行城市就从4个扩大到10个,且包括了“北上广”三座特大城市。此后自由行范围持续扩大,如今已有49座大陆城市居民可以享受自由行待遇。在自由行带动下,香港的旅游业、酒店业、运输业甚至香港的贸易额度、零售额度也都大幅增加,对香港经济的拉动非常显著。如今,面对部分香港居民的反对声,特区政府就草率动议将自由行收紧,这未免有“卸磨杀驴”之嫌。这让中央政府、内地居民、内地游客情何以堪?此其二。


截至目前,香港的自由行仍只限于内地的49个城市,实际上也就是广东省内21个城市加上省外28个城市,连太原、拉萨、银川等省会城市都没有得到资格。平心而论,支撑这些选择标准的理由是否充分呢?如何证明这些城市比起成都、无锡就不够格呢?是歧视还是随机选取?很显然,不管动机如何,这本身就是不合情理的歧视性政策。
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却一方面对80多个国家(其中也有比中国内地还落后的国家)实行免签政策,另一方面对自己的内地同胞实行严格限制、区别对待,着实令人费解。香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歧视、区别对待内地省份的同胞,拒绝大多数内地居民赴港自由行的权利,既违背国际惯例,又涉嫌违反国际公约。
与此同时,部分香港媒体和社会舆论戾气太重,例如:为反内地孕妇赴港,有港媒讥讽内地人为“蝗虫”,要求当局阻止内地人“入侵”;就内地游客的小孩在街头大小便,媒体人士紧追进行报道,甚至引发现场的肢体冲突;个别激进团体以抗议内地“水货客”影响居民生活为由,围堵挑衅内地旅客,并发起所谓的“光复元朗”行动,到元朗滋扰商户,等等。试问,这些做法比内地小孩当街大小便更文明吗?比花钱买些物品的“水客”更文明吗?显然这早已超越文明底线,违反了相关法律,其“让中国人滚回中国”的说法,更严重违反了基本法。
当然,我们应该冷静看待这些现象,不应被个别激进团体和个人利用,不应把个别问题放大到全局来看,例如所谓“香港导演彭浩翔辱骂内地人的言论”实为网民编造,就暴露出个别人要利用自由行生事。香港特区政府如果对上述种种问题一味迁就或是采取“绥靖”政策,而不依法办事,必将遗痈为患。此其三。



各国政府对移民实行控制、打击非法移民,是国家主权,也是国际惯例,因为非法移民对其本国经济和社会区域往往产生很多负面影响。根据国际公约,旅游是一项基本人权,任何国家和个人都不能对游客进行歧视。政府应该保证公民的旅游权利,目的地应该对所有游客开放。众所周知,虽然不少发达国家对办理旅游签证设置了比较苛刻的条件,但一般都只是为了防止非法移民,对真正的游客都是持欢迎的态度。纵观古今,几乎找不到一个国家和地区对游客进行限制,特别是在现代自由民主社会,广大民众尤其是官方,对游客都是持欢迎态度的。
目前国际上有四个公认的“世界城市”,即纽约、巴黎、东京、伦敦。这些世界城市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来自全球的游客绝对数量非常大,而且城市官方和民众对游客都持海纳百川的欢迎态度。因此,要想真正成为国际化的大都市,就要向世界城市看齐,要有国际化的理念、视野和胸怀。
内地居民赴香港自由行显然不具有移民倾向,也鲜有赴港旅游滞留不归的案例,可是香港在感叹自身因为回归、因为上海崛起,国际化地位在逐步降低的同时,居然要走与现有世界城市相反的道路,且还是针对本国游客,此举实属国际“首创”,必然损害自身形象,使之距离世界城市必然越来越远。香港要想继续获得国际社会的尊重,绝不能在这个历史转型的关键时刻自降档次。
目前,香港就算比内地多数城市发达,但上海、深圳等城市与其相比,差距已经大大缩小。香港要想继续保持竞争力,就应该按照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规律办事。旅游是服务贸易的一部分,而贸易始终在向全球化、自由化、国际化方向发展,区别与限制是反潮流的。更何况,旅游服务贸易不仅是经济行为,还是一种综合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行为,对国家外交及民间交流都至关重要,如果在这方面姿态太低、着眼太小,势必失去国际社会的尊重,降低自身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此其四。



香港和中国内地,自1997年开始就逐渐走向融合。未来不是强化不强化联系的问题,因为彼此的联系已经很深;自由行就代表了深化交流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或许现在可以通过政治手段压制一段时间,但由此引起的民怨也会很大,其他方面的联系也不可能割断。目前,内地游客大量赴海外购物特别是购买日常用品的现象已引起中央高层的重视,主要原因在于国内关税过高。如果按照舆论预期采取降低关税的措施,加上中韩自贸区协议的即将实施,设立中日自贸区谈判加速,那么香港对内地游客的比较优势会大幅减少,香港经济将会受到重创。
当年限购奶粉事件就暴露了香港特区政府决策的狭隘与短视,游客多带两罐奶粉居然到了被判刑的地步,多少有点“滑天下之大稽”的意味了。对这种商品销售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加大进口力度或者交给市场这只“无形之手”自行调节,管的太多太死都得不偿失。如今,如果自由行再次步当年“奶粉事件”的后尘,实属典型的因噎废食。此其五。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提出收紧自由行的主要依据,是其所说的“香港的接待能力有限”。这需要商榷一下。
首先是决策开放自由行之前,梁曾回应中央政府对香港接待能力的顾虑。据香港《大公报》2014年1月18日报道,特区政府在当月7日公布了研究历时一年多的《香港承受及接待旅客能力评估报告》。该报告估计整体访港旅客继续上升,三年后即2017年将增至逾7000万人次,10年后更冲上1亿人次。由于旅游基建、口岸设施等不断扩展,报告认为香港接待能力不成问题。面对当时呼吁收紧自由行的舆论,特区政府决定暂不扩大“个人游”城市及一签多行安排,但也不会为访港旅客人数设限。
试问,那么多专业人士集体研究了一年多并为特区政府所认可的评估报告,是否比某些民众的言论更科学也更有说服力呢?怎能在仅仅一年之后,就因为部分民众发表了带有情绪性的言论,而推翻之前相对科学的论结论呢?
另一方面,即便是香港的接待能力存在困难,毕竟还有边检来把关,有办港澳通行证的程序,内地也才仅有49个城市开放自由行,真的就需要用“应声而出”的收紧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吗?
放眼望去,国内外面对接待能力问题的又岂止是香港?北京、上海没有接待能力的问题吗?尽管上海面积大于香港,但游客一般也只是集中于主城区;首都北京面对常住人口2100多万、年接待游客2.61亿人次的压力,也只是要求进京车辆办理通行证;实现了联合统一的欧盟国家虽然始终各有国界,却未见对其他国家游客设限;新加坡是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建国的,但也从未对马来西亚人设过限。可以说,只要是文明的国家或地区,几乎没有因接待能力不足而对游客设限的先例。因此,接待能力有限本身值得怀疑,即便有限,也没有必要盲目设限。此其六。



众所周知,香港团队游同样数量巨大,且香港还是违反《旅游法》的“零负团费”模式的重灾区。就算内地旅行社可以用低价把游客吸引组织起来,如果没有香港方面的旅行社、导游、购物店等的勾结,到了香港也不可能完成操作。所以,香港旅游业面临的困难是两岸旅游市场发展中出现的共同问题,绝不仅仅是内地游客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自由行的问题,至少还涉及市场的管理、制度的完善等。
另外,也有人针对特区政府所谓接待能力不足的问题,提出增加海洋公园的面积和项目等对策。这或许有一定的道理,正如迪士尼乐园的兴建就分流了一部分游客。但就香港而言,游客无论买东西还是城市观光都是去香港岛,因为那里城市风貌独特,商店集中,有品牌效应,有激烈的竞争,价格也能更便宜,除非新界开个更大的店且,商品比港岛更低价,否则多数游客还是不会因为海洋公园面积大了、项目多了就改去新界。因此,技术性的措施可以做,但是相对次要,并非最关键之所在。此其七。



未来的社会是超越定居文明的移动社会,人们会将更多的金钱、时间和精力花在“移动”上,即花在旅游上。未来社会,任何一个城市或者目的地在属于原住民的同时,也属于游客,全世界人口的聚散将主要出于旅游的目的。美国纽约市的很多楼宇、摩洛哥旅游城市蒙特卡洛的不少赌场也是属于外国人的。再如欧盟,由独立的国家成立起一个超国家,用和平的方式实现了顺应时代的统一,而这代表了人类社会的一个发展方向,即国家间自愿的联合,且这种联合的半径还会越来越大。各国人民以各种方式去体验联合、自由流动带来的益处,分享发展带来的成果。香港的举措完全逆历史潮流而动,是目光短浅的表现,必然会受到未来文明的冲击。此其八。
综上所述,香港特区政府收紧自由行政策,具有显而易见的不可行性。香港旅游业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既不是接待能力的问题,也不是技术设计的问题,而是重要的原则性与发展理念问题。如果香港只是少部分人有这样的想法,那么特区政府就不应草率做出这样顺应“民意”的决定;如果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心态,在上海直追香港,韩国、日本等近邻备受中国游客追捧的新形势下,香港若被内地游客情感上“抛弃”,将很可能成为未来香港经济社会不可承受之重。
当前,香港特区政府如何应对这些问题、中央政府如何认清这种形势才最为关键。政策一经制定就会产生必然的结果,面对已经出现的自由行下滑的态势,香港特区政府及其民众有必要停下脚步,回想一下历史,展望一下未来,认清形势,继而做出顺应国际潮流的明智选择。


刘思敏/中国旅游未来研究会常务理事、社会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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