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1万8,周游世界一年,这北京小伙儿是怎么做到的

每日人物2018-08-09 10:57:13
不久前,于暘应邀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书,书名叫《直到世界的尽头》。

踩着一辆单车,这个80后的北京小伙儿穿过亚非大陆,从中国北京到南非好望角。


于暘的行程

一路途经8个国家,全程3万6千公里,历时一年,他才花了1万8千块钱人民币,平均每天49块钱。这还包括中间必须得坐飞机的8000元机票钱。

这段流浪汉式的旅途让于暘get到很多技能,也让他对生活有了全新的认识。每一段旅途都有终点,于暘说,如果拿旅途来定义人生,他希望,终点能够在路上。


每日人物(ID:meirirenwu)邱慧 


给自己选一条最长的路


见到于暘那天,他刚把那头齐腰的长发剪去不久,干净利落的短发,这或许是城市与原野间的区别。

“你喜欢留长发?”

“不是,因为剪头发要钱。”

他有四五年没剪头了。在新交的女朋友的强烈要求下,他把几十块钱扔在了理发店,算是“放了一把血”。

“我属于比较抠的。”于暘甚至有些讨厌花钱,从小父母就教育他“凡事要节俭”,无论是在旅途还是平日生活里,多花一块钱都会让他觉得别扭。

制定周游世界的计划时,于暘给自己选了一条最长的路,从北京到好望角。

2013年3月,最初他只带了8000块钱就出发了。



于暘的装备


所有的装备,不过是一辆美利达山地自行车、5个驼包,这5个包都是他自己缝的,总重量不超过50公斤,足够装下所有行李。


没有一个明确的路线,只要大方向没出错,就一直沿着路骑。他骑行的速度很慢,累了,就随意在路边躺下,发发呆,惹惹花草,看看天空。

一个人在路上,最好的朋友就是手机里的小说,于暘爱看冒险类的文章。更多时候,是一手扶车把,一手握手机。几十次翻车,就是因为夜里骑行时看得太入迷,没注意前面的路。

这一年里,于暘哭过几十回,都是因为小说流的泪,“人间所有的故事,幸福的结局大都类似,悲剧的过程却不尽相同。”

看着悲剧流泪是于暘在路上转换压力的方式,而他的压力则大多来自那辆山地车。对于骑行者而言,车的损坏无疑最令人崩溃。

一次行路中,自行车的轮胎上磨出了手指大小的洞,这种台湾标准的轮胎配置在当地极其少见。



旅途中于暘最担忧的就是单车的“哀鸣”


“压力相当大,因为这意味着要结束旅程了。”每走5公里,于暘就要把轮胎拆开,塞些布片堵住洞口,以免把内胎磨破,两天里从小洞到大洞,换了至少十次,“如果不是当地人捡到的轮胎刚好适用,可能真的就要半途而废了。”

他在路边或人烟稀少的小镇搭帐篷过夜,醒来后会发现帐篷地下的动物尸体,然后心怀愧疚地将它们埋葬。

但无论如何,巴基斯坦、伊朗、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赞比亚、纳米比亚、南非,那些原本只是出现在地图上的国度,现在都踩在脚下。

一次旅行搞没了7部手机



于暘不是个健谈的人,很多时候是问一句答一句。只有在讲述异国见闻时,他的话才多了起来,眉飞色舞地模仿着每个国家的人说话的神情时,眼睛里也有了光亮。

于暘的第一站是巴基斯坦,到达巴基斯坦的第一天,就有“好心人”上前关心他的去向,“他拿着电话,帮我找大使馆,打了一半,把我手机拿去打,后来边打边踩着摩托车,一溜烟儿似的跑了。”



于暘在巴基斯坦和警察的合影


巴基斯坦有很多武装警察,于暘被热情邀请到警察局里,不是院子,不是办公室,而是看守所,当地警察锁好门,把钥匙交给他说:“这样安全些!”

他途经的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处在动乱状态,而这些国家警察迎接和保护外国游客的方式似乎是相同的:在埃塞俄比亚,当地警察以当地治安不好为名,把于暘在警察局里关了三天。

通常的告别,都是警察叔叔不十分友好地强行把他押送出当地。

出发时自带两个手机,这一路上,于暘搞没了7部手机——被抢的,被偷的,还有不慎掉进河里的。

多出来的那5部,是他在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时,当地的华人同胞送给他的,尽管那部款式老旧的诺基亚上一个汉字也找不到。或许在他们眼里,这位祖国的同胞不像是旅行者,更像是流浪汉。



于暘入乡随俗吃当地人的食物


这是于暘在视觉上和味觉上难以接受的食物


于暘会提前尽可能多地备足干粮,在伊朗,花 1元钱买五包酱料,他就可以打发五顿饭。每个地方都会有视觉、味觉都令人接受不了的食物,入乡随俗,他会跟着当地人吃有苍蝇的豆子。

不过也遇到了很多好心人,在伊朗的路边,一位“波斯大叔”把他请上车,去餐饮店吃各种甜品,吃大餐——鸡腿盖饭。餐毕,人家还邀请他去家中留宿。尽管在整个过程中,语言一直不通,但于暘能够感受到那种扑面而来的善意。

这些欲哭无泪的和细微美好的经历,穿插在于暘随身带的那三个记事本里,每个本子都有烟盒的厚度,每一页都有密密麻麻的文字,字迹不算好看,有些页面上还有被打湿的痕迹。

本子里还有很多图画:电焊、钳子,那是他遇到语言障碍时,给对方画的示意;还有很多卡通漫画,那是他在无聊时打发时间的即兴小创作。

路上也遇到过危机。



“遗言”最后变成了一张神情恍惚的照片


在赞比亚,疟疾的爆发频率像是国内的感冒,但症状却又猛烈得多。到当地第一天,于暘就体温骤变,忽高忽低,最终倒在了周围居民帮忙搭建的帐篷里,昏迷中得知自己得了疟疾,于暘想着录的“遗言”,抱着相机睡了很长的一觉,第三天醒来时,疟疾“离开”了,打开相机发现里面只有一张表情迥异的照片,所谓的“遗言”也因为视频模式变拍照模式,成了日记本上的一个笑点。



于暘到达好望角


“只要活着,我会一直走”


回到家乡,于暘一直有点不太适应。


他需要花很多时间和别人交际,花很多时间在上下班的路上,似乎什么事情都得排队、等待。这让他很难忍受。

于暘的家在房山区,北京西南一隅的公寓顶层,和都市里快节奏的生活相比,他的家庭生活更安静、闲逸。

房子是父母之前的事业单位分配的,20多年里,一家三口就住在这不到70平米的两居室里。房间里没有精致的装修,家具也很简单,比较醒目的是一架钢琴,上面盖着的布帘已经落灰了,那是他小时候弹的。

于暘的上一份工作地是在四惠,离家60多公里,单程就需要2个小时。

他也在成都工作过,那是他第一次想骑行的始发地,于暘最满意的就是那份成都小学夜班保安的工作。月薪700元,夜间12小时的工作时长,于暘觉得没有比这个工作更满意的了,值班的时候可以在保安亭看书,每晚还有两次令他觉得最刺激的教学楼巡岗。好景不长,干了三个月,于暘就被校长辞退了,原因是总在值夜班时看书耽误事。

他也主动辞过很多次职,多到他掰着指头也给不出个明确数字,每次辞职的理由只有一个——旅行。



于暘在旅途中拍摄的风景


工作攒钱——旅行借钱——回家还钱,于暘两次的旅行中总伴着这三部曲。他对工作不是很看重,“随便找份工,赚了够出发的钱就辞,中途不够就管别人借。”


路途中多次向大学同学借钱的经历让同学黄道兵觉得,他有些执拗,想到的事情必须要去做到,不计后果,却又不得不承认,于暘是个有想法就会付诸实践的人,这点班里旁人都做不到。

从于暘三岁开始,父母就会带着他出去,一年两次,大多游国内,等到了大学,国内大大小小的城市就都被他走遍了。也正是受了父母的影响,于暘从小就爱上了这个走走停停的运动,再加上慢调的性格,于暘成了一枚骑行旅游的死忠粉。

这两天,一米八个头的他经常蹲在客厅的地上,改装那辆山地自行车,再过一周,他就要开启美洲之旅了。

于暘的母亲是个十足的背包客,在于暘准备下一段旅程中的装备时,她已到了加拿大为自己的长途旅行租好了一间屋子,于暘的父亲则会在下班之余帮着儿子一起置办装备,儿子的每段旅行,他们都会给出参考意见。

他们给儿子的教育是自由的,在他印象里,儿子几乎没有叛逆期,“他从小会被我们灌输开心就好的观念。”沉默片刻,于父说得有些小声,“虽然也期望他能够有个稳定的生活,成家立业。”传统的家庭观念让于父偶尔也会纠结到底该不该支持儿子,但他们更希望孩子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对未来有自己的判断,像教育儿时的于暘那样。

对未来的想法,于暘已经很坚定了,他希望自己能够一直在路上。

“只要活着,我会一直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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