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花夕拾:穷游北京

辛锐2018-12-05 16:51:11


献给我曾经的童年(2015年旧作)


六一儿童节,也算是偷得浮生半日闲,竟然翻出来一张多年前和父母、弟弟一起去北京的照片。25年时光匆匆而过,让一名无知孩童,成长为如今的胖子。慨叹时光荏苒如杀猪刀之余,有必要回答朋友们的一个调侃——“富二代啊,这么小就去过北京。”


家无三代富,清官不到头。本胖子绝非“富二代”,而是典型的“富三代”——爷爷是富农,还因为替一家蒙冤受屈的“地主老财”写状纸,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到死都没有摘掉。


去北京那年,是1990年,我八岁。


父亲当年是武陟县三阳乡西尚村的语文老师,虽然初中都未肄业,却因为熟背毛泽东诗词,又喜欢挑灯夜读水浒红楼三国西游,学识也算渊博。父亲站在讲台上,以一口浓重的武陟乡土话教授语文,形象一般,但成绩斐然。


父亲所在的那所学校,多年来没有考取一名中专生,也很少有学生可以考取县一中。父亲第一年担任毕业班班主任,便取得一场“大捷”,至于究竟考上几名中专、一中生,早已不可考。可靠的事情,就是乡教办室奖励父亲到北京旅游——现在应该属于公款旅游,犯了忌讳。不过父亲毕竟不是啥官儿,只是个初中小教头,论功行赏,教而优则游,不算过分,是当年一种特别流行的奖励方式。


多年以后,我仍记得父亲那天骑着自己的黑色凤凰,一路叮铃铃打着铃铛就进了院门。


父亲告诉我,如果我能用五天时间写完所有的暑假作业,就带着我和弟弟去北京。


 北京,多么遥远的地方。


上育红班时候,我们一位将要退休的老师教我们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让我许久都以为,太阳就是从天安门那个地方升起来的。而老师还曾经告诉我们“不到北京非好汉”。当然,后来我才知道是“不到长城非好汉”。


那位老师不久之后就死掉了,一辈子没有去过向往的北京。


而八岁的我对于老师向往的北京,并不陌生。


我时常听奶奶提起,我的四老舅是北京市一个区的“建设局长”;而本家的大爷爷是北京林大的教授。还有一个本家伯父,是“北京饭庄”的大厨。


这些信息,足够让我在小学的校园里恣意飞扬,当成自己吹牛的资本——每天吹上三轮,从早晨吹到黄昏,不重样。


但当真的一场北京之旅摆在面前,我才知道,父母需要承担多么沉重的经济负担,远远比我五天完成暑假作业,要困难得多。


我永远无法忘记母亲给父亲算的一本账:公款只能保障父亲一个人到北京,这一项可以忽略不计;弟弟不需要车票,我由父亲抱着(假装幼童)躲避车票,但母亲来回两趟的车票是必须支出的;至于住宿,父亲一个人也是住,我们四口挤在一起也是住,可以凑合;吃的方面,干粮、方便面是重要的食物来源。


母亲也是第一次出远门,她并没有将景区门票等必要支出计算在内。即便如此,她仍然算出了70元的资金缺口。


70元,对于当时的父母来说,虽不能称之为天文数字,但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母亲辛辛苦苦种地为生,缴一部分公粮之后,一季度的收入,也不过70元钱。


母亲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不去了!


我随母亲姓,我的另外一个奶奶得知这件事儿之后,硬是挤出来70元现金给了父亲。奶奶告诉父亲:“你一个中学老师,带孩子们出去见世面的机会不多,错过了,就错过了。”


奶奶也算是名门闺秀,见过大世面,要不然,我的这趟北京之旅,很有可能夭折。


钱的问题不是问题,其他的问题就更不是问题了。只不过,这一趟穷游北京,有很多事儿在我八岁的记忆中被珍藏至今,无法忘怀。


印象中,我们是从新乡乘坐火车到北京。新乡火车站门前全是黑泥路,污水横流。我的新泡沫凉鞋里灌满了泥巴,脚底湿滑,再配上一个黄色的四角裤头,当年我的形象绝对是可以赢得回头率的。


火车站进站的喇叭声响起,父亲匆匆忙忙将我抱在怀中,我迅速低头假装睡觉。父子俩的配合,可谓天衣无缝。在躲过检票走上火车之后,父亲为省下了13块半的车票而沾沾自喜,却不想在北京出站时候被拦个正着,钱还是归了人家铁路局。


在火车上,每过一个小站,都有人端着红色的搪瓷大脸盆,盆里是满满的烧鸡,那真叫一个香啊。


我长到八岁,还没有吃过烧鸡。当时我就很纳闷,鸡一般都是过年时候炖着吃,烧着怎么吃?这个问题困扰我至少三个车站,我始终想不通。


不过,母亲说了,这些鸡都是病死鸡,闻着香,吃起来是臭的,我心里也就踏实了。所以,当父亲的一位年轻同事将鸡腿递给我时,我捂鼻而逃。


抵达北京的清晨,细雨蒙蒙。


至今都记着在正阳门地铁站里,我和弟弟每人一包黄色包装的“北京”方便面,海鲜味儿的。而我们旁边一帮看起来很有钱的团队,吃的是包子加卤肉。我一直提醒自己,那卤肉肯定也是病死猪肉,不然,我实在控制不了自己的口水。


 如今一个时髦的语句来形容当年的心情:羡慕嫉妒恨。


雨过天晴,便有了我翻出来的这张天安门的旧照。也许,照这张照片之时,我尚且是饥肠辘辘。

 

晚上,我们入住的是地下室里的多人间,阴暗而潮湿。我一直有个模糊的印象:自己走丢了,在弯弯曲曲的阴暗过道里寻找父亲。但这个记忆,被父亲果断否定,认为我是在做梦。


而年幼的弟弟也曾经对住宿和餐饮表示过不满,认为父亲母亲不给我们“点菜”。


其实,当年的北京之旅,父母一直吃的都是自带的干粮和方便面。在饭店里,父母甚至给我和弟弟点过一餐水饺,但他们两人却舍不得吃一个。


写到这里,很多人该笑了。


而我的眼角却想落泪——父母已经给了我们他们所能给的最好的东西。


    “富二代”的北京之旅,记忆里竟然充满了“吃”。北京是首都啊,天安门、长城、颐和园,天子脚下、皇城根底,吃喝玩乐的事儿多了去了,怎么就光知道个吃呢?


但我的记忆里,的确是关于吃的很多,关于游的很少。


对于八岁的我来说,虽然父亲始终在努力讲解关于故宫的很多故事,但我常常会盯着别人手中的面包和刚刚开始流行的饮料。我还曾经质疑过“豆腐脑”怎么可以吃,而弟弟认为豆腐不应该有脑。


母亲也曾用自己的回忆补充我自己的记忆,证明这次的确是“穷游”。她说,那个由农村教师组成的旅游团,简直就是逃荒的——很多乡村教师农时忙农活,下课担茅粪,就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一个伟大的城市,如何用宽广的胸怀接纳这样穷游的团队呢?


但我是自豪的。


我对北京的香山和北京动物园记忆尤深,回去之后写过两篇作文,关于香山,关于动物园。


当我站在讲台上念这两篇“范文”时,同学们都惊呆了。


当然值得惊呆。因为这是父亲给我童年最好的礼物——一种农村娃子见世面的自信,跟随我直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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